一超直入如来地

清代书法家王文治曾说:“吾诗、字皆禅理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他特别强调书法学习中那种心领神会的作用，强调敏捷参悟，强调心性作用，所以，他在评论苏东坡“读书万卷始通神”的“定论”时就说:“若参本分书禅破，万卷还应隔一尘。”即书法中的玄妙道理，有时很难从书本知识中求得，须借颖悟之力方臻更高境界。王文治认为孙过庭《书谱》书法超妙，书论透彻，是“参透书禅”、领悟书法奥妙的人，“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这种境界绝不是墨池笔冢的苦学功夫就能获得的。

王文治在《快雨堂论书绝句》中还有一首评董其昌的诗，广为流传，诗云:“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王文治之所以如此推重董其昌，除了他们两人对于淡逸墨色的共同追求之外，还源自他们都受到禅宗思想的深深沾溉。王文治以“淡墨探花”之誉而名垂书史，董其昌书法最大的特点，也是淡。他以淡为宗，崇尚秀雅古淡的姿致，认为书法传与不传，大抵在淡与不淡也。而淡的玄味，并不是钻仰之力，澄练之功，就可以强入的，必由天骨颖悟，质任自然方可。

董其昌笔淡墨淡意更淡。他作书用笔泯没棱角，不作刻板模样，总是以淡淡的、柔柔的笔触来抚爱生命、亲近自然。他不喜欢用方硬的折法，而是多用柔曲的转法。他用墨忌浓、忌枯，主张秀润淡逸，从而把水墨的诗意发挥到了极致，其笔触丝丝可数，真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董其昌的笔墨中透露出一种空明灵透，这是一种体现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的淡。淡与不淡，不仅在于功力和技法，更在于心志的淡泊。淡，可以说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喧嚣之后的沉淀，是沉淀之后的飞升。人生境界渐老渐熟，渐熟渐离，渐离渐趋于平淡自然，则浮华刊落矣。

董其昌书法风格的形成，无疑来源于他受到的庄禅哲学的生命滋养。他早年也写过颜真卿的《多宝塔》，后来学过钟、王，但仅得皮毛。三十多岁，开始学习宋人，渐渐得窥书法堂奥。他认为唐书不若晋书，遂由唐宋入魏晋。后来，游嘉兴时，又得以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并在金陵见到王羲之《官奴帖》，感慨今日始悟昨日非，乃渐有所得。董其昌所祈尚的境界，是自然天真、淡泊无为，这和晋人的精神是相通的。

董其昌认为，要达到淡，除了天性之外(所谓“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必在生知”)，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如佛子学禅的“悟入”。他说:

大慧禅师论参禅云:“譬如有人具万万赀，吾皆籍没尽，更与索债。”此语殊类书家关捩子。米元章云:“如撑急水滩船，用尽气力，不离故处。”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余此语悟之《楞严》八还义，明还日月，暗还虚空，不如还者，非汝而谁?然余解此意，笔不与意随也。

正是在对禅宗思想有了深刻领悟之后，董其昌十分信仰艺术中那种“一超直入如来地”的妙悟方式。书法的学习，不是为了获取一种外在于我的知识，而是获得内在于我的生命体验。这种经验的获得，有时要借助于不可言说的生命经验，也就是直觉的方法。它很难用语言来表述，但这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佛家以对第一义谛(即真谛)的领悟为妙悟，妙悟强调当下性和直接性，以单刀直入和截断众流为特征，它是一种让世界自在呈现的审美认识方式。董其昌借禅宗中的南北宗来论画，他更欣赏南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全靠本性去感悟的认识方式，明心见性，骤然悟得，得道成佛。实际上，这是很符合艺术创作的实际情况的。

《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中“如来”二字气象浑穆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