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逸:从神品到逸品

以“品”来论书，是中国书法批评的一个传统。南朝庾肩吾的《书品》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三等，采取的是魏晋时期“九品论人”的方式。到了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仿照庾肩吾之例，也分三品九等，但是他又在“上上品”之上，更增一“逸品”。张怀瓘在《书断》中，则确立了神、妙、能三品论书的原则，这一原则也被宋代朱长文在《续书断》中继承，直到清代，包世臣《国朝书品》依然采用神、妙、能、逸、佳五品来论书。在画论中，唐代朱景真也将“逸品”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宋代黄修复则将“逸格”置于神、妙、能三者之上。

关于每“品”的内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论者，皆有所不同。在这里，专就逸品和神品的关系作一讨论。“逸”的本意，来自于早期的逸民思想，无论是纯洁的清逸，或者是不肯为世俗所污染的高逸，都是超脱于世俗精神之上的超逸。逸民的精神，是以性格的高、生活的清，实现精神的超越。逸民是对政治和社会混乱秩序所作的消极而又彻底的反抗，这种反抗是从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深处发出的，它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一种生活形态。艺术中的“逸”，正是对这种生活形态的具象化和艺术化;艺术中的“逸”，就是由隐逸之士的隐逸情怀创造出来的。

李嗣真说的逸品的特征是“偶合神交，自然冥契”的境界，这是一种深契庄子的艺术精神。但这种逸品之才，极为难得，李嗣真列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四人而登逸品，因为四贤之迹“神合匠契，冥运天矩，皆可称旷代绝作也”。所谓“神合匠契，冥运天矩”，就是作者在表现内心精神时，完全凭借自然的流露，而又能合乎艺术创作的规律。

逸的生活和逸的人生，表现出来最大的特点是以简为贵。它要传达生活和人生的真精神，所以，它当然不可能和“神”对立。实际上，逸不是在神之外存在，而是包括在神之内。我们知道，神不离形，要由形见神。这时的形，已经是从观照中升华上去的形，不是形的全貌，不是外在特征的一切方面，而是外在特征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这种形升华得越高，原来的形便保留得越少，神的呈现也便更加真切。原来的形的很多方面，在这时便成为可有可无之物，就像九方皋相马，颜色可以略去，牝牡可以不知。神由超形拔俗而见，但超形和拔俗有程度上的区别，所以神也有表现层次上的不同，拔俗得最高的、升华得最高的形相，就是逸的形相，所以说“逸笔草草”，逸者至简，逸品实际上就是神品的最高表现，它比神品更简。

简单地说，“能品”是有心于技巧，“妙品”是技巧精熟之至而忘记技巧，“神品”乃传物之神，其所传神越高，则与规矩的距离越大，终至于摆脱规矩，笔触冥契于神之变化，当再也安放不下任何规矩时，便臻至“逸品”。妙品只是忘却了规矩，实际仍然是在规矩之中;而由神品以至于逸品，则是逐渐地摆脱和超越规矩。这就是能、妙、神、逸之间的关系。一个真正寄情于事物真致的人，必然要把真致以外的东西都澄汰干净，必然要从金玉满堂的繁琐尘缚中解放出来。这样的生活形态，必然是高逸、清逸，而在世俗的眼里，也必然是放逸。这种精神，就是逸的精神;具有这种精神的书法，无疑便是“逸品”。

前面说过，逸与庄子的超脱哲学有关，逸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逸与自然是等同的概念，这里的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老庄的自然。老庄中的自然，是形容道创生万物，并无创造之心，亦无创造之迹，就像万物自己创造自己的一样，就等于“无为”。虞世南说书法应该是“迹本无为”，说明书法家的精神，就是体道的精神;书法家在创造上所应达到的境界，也应当是道创造万物的境界。这就是逸和自然等观念所特别呈现出来的真正内容。书法中逸的精神，以庄子的道，作为其精神最后的根据，当然要以自然作为其完成的标志。所以，中国书法中“逸品”的精神，体验到极处时，就是心与作品融合无间，物我两忘，心在当下即能圆满具足，无所对立，无所计较，这种精神境界，实际上也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庄子之所谓“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