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证经和补史

金石的使用，在三代之间，有金而无石;秦汉以后，石多而金少。所以，欲探究三代之史莫如金(及近代出土之甲骨)，而欲探究秦汉以后之史莫如石。对于金石，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皆十分重视，他们在古代金石器物时代的鉴定、铭刻文字内容的考释等方面多有发现，并以此作为证经补史之助，于是逐渐演进成为一独立专门的学问——金石学。

金石学，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由此可见，金石学对于相关学科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一、可以证经典之同异，稽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失，考文字之变迁。

二、金石文字对文章之存录以及考索文章之渊源、体制、文词之工拙皆关系甚巨。

三、金石文字书体之美、变化之多，尤为特色，已成为染翰之士研习摹拓之对象;而鼎彝石刻图绘花纹之复杂优美，可以考索当时审美观念之演进;玺印封泥古雅绝伦，为千百年篆刻家所师法，可见我国艺术活动与金石学可谓形影相随。

金石学肇始于汉，魏晋至唐逐渐演进，到两宋臻于极盛而中衰于元明，而到清代时又高潮复起，遂成显学，有迈宋之绩。这是金石学史发展的大概状况。

《史记·封禅书》中已有汉代人对于古铜器时代鉴定的记载，而《汉书·郊祀志》中则有张敞考释鼎铭古文字的记载;《史记·始皇本记》中也录有秦之七刻石(《芝罘》有两刻石)。凡此，皆可见司马迁、班固等已留意于金石了。到了魏晋时期，人们开始利用金石文字订正史籍之错误。南北朝时，开始有了金石专著，其卷数最多的，当推梁元帝辑集的碑刻集《碑集》，共100卷。这是最早的石刻集录，可惜早已亡佚。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汉碑一百，魏碑二十，这是撰述中引用碑刻之始。六朝、隋、唐之间，著述论及石经者，有《洛阳记》、《西征记》、《后汉书》、《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北齐书》、《隋书经籍志》及《西京新记》等数种。虽然诸书所记，往往互误，考核也欠精审，但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发现陈仓石鼓则是唐人的贡献。唐人多以为是周宣王猎碣而且是史籀之笔，虽然也是考据未精，率尔臆断，但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歌咏所及，影响不可谓不大。以上是由汉至唐金石学发展的概貌，当时学者对于金石固然已有近于研究之事，然而偶得一器，偶见一石，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述之，一鳞半爪，未能成为专门之学。

两宋时，金石出土日多，于是士大夫如刘敞、欧阳修之辈，筚路蓝缕，倡导金石学，也即阮元所谓“阅三四千年而道大显矣”。据容媛《金石书目录》记载，宋代金石学者有22人，著作30种。清代李遇孙《金石学录》中录有61人。杨殿珣《宋代金石佚书目》中列出只知书名的佚书89种，可见当时金石著录研究的盛况。至于这些著作研究的方法，大约有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种;有存目的，有录文的，有图形的，有摹字的，有分地记载的，有分类编纂的;或者考证其时代，或者叙述其制度，或者释读其文字，或者品评其书迹，都十分详备。尤为卓著者，欧阳询的《集古录》是第一部研究金石碑刻的理论专著，共10卷，400余篇文字。继之而起的是赵明诚的《金石录》，分为目录10卷2000余条，跋尾10卷502篇。二者皆为金石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欧阳修书《集古录跋尾》

元、明两代，在宋代极盛之后，难乎为继，固然由于风尚不重实学，亦因为金石器物少有发现。著作除了郭宗昌的《金石史》、赵’的《石墨镌华》等数种可观之外，其他如杨慎的《石鼓文音释》凭空编造，陶滋的《石鼓文正误》也多揣摩之处;卞(的《古器铭识》完全抄袭《博古图》与薛尚功的《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而且前后失次;而方仕的《集古隶韵》则完全抄袭娄机的《汉隶字源》，摹刻拙劣，几乎没有可取之处。孙克宏的《碑目》与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也疏于考证，错讹很多。如此不一而足，元明金石著作虽然数量并不为少，但大抵辗转碑版，罕有新识，叠床架屋，徒形其赘而已。

入清以后，百年之间，海内渐定，治朴学者甚众，金石之学亦开始勃兴。而三代遗物，也在此时应世而出，出土于丘陇窟穴的金石达数十倍于往昔。但大体上著录的方法，也多是本着前代的成例，比如存目、跋尾、录文、摹写、纂字、义例、分地，都是前代已有;而分代、通纂、概论、述史、书目等，则是清代所新创。清代涌现了大批有重大贡献的金石学者以及大量水平极高的金石著作。乾隆以前，金石学研究尚不甚发达;乾隆以后，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容媛《金石书录目》收现存金石书自宋代至乾隆以前700余年间仅限67种，而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多达906种。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考证严谨，研究范围更广泛，收集资料更丰富，考释文字的水平也大为提高，尤其对石刻材料的整理汇集工作开展得普遍而深入，成就斐然。

在中国金石学史上，宋清两代，双峰屹立，宋代有开创之功，清代有大成之果。而金石研究与书法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不过，宋清两代的金石学研究和书法的关系不甚相同，对书法产生的影响也迥然有别:前者主要还局限在证经补史的学术研究范围之内，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尚意书风很不合拍，而后者则伴随着乾嘉朴学以及文字狱的作用，直接启发了金石文字学家从碑版摩崖刻石文字中汲取书法的影响，带来了清代中后期碑派书法的全面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