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书:一气蝉联

战国以后，中国哲学中就一直贯穿着“一气”的概念。“一气”实际是老子的“一”和《易传》的“太极”的进一步明确化，并被作为具体事物背后的、世界万物相同的终极原因。“一气”的含义，一方面是世界为一连续性的整体，另一方面是世界万物的底层相同，都是气所产生的。这是中国气论哲学最基本的思想，这一思想从战国时期形成，一直到近代，贯穿始终。

“一气”是世界固有运动的真相，中国人用毛笔来写宇宙万象的生命世界，从一笔入手，这一笔极尽变化，振荡笔势，来效法自然生命，酌取自然流动的节奏，在分散中寻找联系。字形本来是静止的，但气的灌入，使之有了生命，这时，在线条形式的内部，就有了一条颤动不已的线在绵延。三国时钟繇说:“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中国书法开始于一笔，界破了虚空，留下了笔迹，从一画之中，流出了万象之美，也流出了人心之美。

气，成为流贯于作品内部、联系作品各部分的纽带，成为赋予一个生命体以整体性的内在根据，也就是气脉。生命源自气，因气脉而成为生命的整体，在气的运动开合与相互摩荡中，书法家给汉字符号注入生命。于是，从汉字到书法，便完成了从民族共同体的文字符号，到个体生命的艺术符号的转换。中国书法中重视气脉，气脉的核心，就是将整体性和联系性视为生命存在的根本条件，它使松散的汉字形体变成有生命的整体，变成一个气血流动的有机体。

书法史上有“一笔书”的说法，它与草书的出现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西汉中后期的简牍中，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草书，但这些草书都属于章草。章草大多字字独立，笔画不连。汉末张芝尤好草书，他学习崔瑗、杜操之法，以衣帛写字，它比简牍的篇幅更加宽大。缣帛的篇幅，配合着改进的毛笔，就比在简牍上书写章草，用笔更加流动放逸，字画间常常萦带连绵。所以，如果说是张芝创造了今草，则完全是可能的。今草相对于章草而言，并不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字体，而是在书写风格上发生了转变，增加了放纵连绵之势，就更加适合抒发人的性灵和情感。所以，从章草到今草的转变，与其说是文字实用上的要求，不如说是艺术精神发展的必然。

张怀瓘谈到张芝和王献之的“一笔书”时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唯王子敬明其深指，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后来，张彦远也说:“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书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

王献之的“一笔书”，在于其超逸优游、从意适便的情调。米芾对王献之的行草书极为折服，他称子敬《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箸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和王羲之相比，王献之的成就，在于完成了对书法体势的创变，他曾劝父亲改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子敬因为章草未能“宏逸”，希望能“极草纵之致”，所以劝父亲改体。因为，章草虽为草书，但字字独立，草而不“纵”。草书只有极“纵”之致，才能放逸生奇。王献之行草书之所以“逸气过父”，能得奇逸神俊之致，就是因为他的“一笔书”中增加了“纵”势，而“纵”和“逸”是紧密相连的。

王献之“一笔书”《中秋帖》

强调“一笔书”，并不是说，真的就必须是一根首尾连接不断的线条。郭若虚在说到王献之的“一笔书”和陆探微的“一笔画”时指出，“一笔”并不是“一篇之文、一物之像，而能一笔可就也”，而是“自始及终，笔有朝揖，连绵相属，气脉不断”。明代杨慎在论到王献之书法时也说:“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乃是自始至终连绵相属，气脉不断耳。”可见，“一笔书”的关键，是内在气脉畅通，虽然形迹时断时续，但内在流动的气脉未尝有一丝衰竭。有气，则能笔断而气脉相联;无气，则如断线残珠。也就是潘天寿说的“画中两线相接，不在线接，而在气接。气接，即在两线不接之接”。

“一笔”的“一”，是一泓生命的清流，是一脉生命的律动，有了这股清流和律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生命的整体。这“一笔”就是“一脉”，而今草(以及狂草)的“纵势”更能完美展现出这“一脉”，所以，刘熙载说:“故辨草者，尤以书脉为要焉。”中国书法家追求的“一笔书”，是在连绵相属、血脉不断之中，构成一个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生命单位，一个艺术境界，它是气的整体性和联系性在书法中的表现，这才是“一笔书”(以及“一笔画”)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