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

文人印章发端于元季，勃兴于明代中叶，极盛于清代乾嘉时期。在这上下数百年的历史长河里，曾涌现了不少标新立异、自立门派的篆刻大家，而“邓派”的鼻祖邓石如可称书印皆绝，无出其右者。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因避嘉庆帝讳，改名石如，字顽伯，号古浣子、完白山人、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著有《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是清代最为杰出的书法家和印学家，他率先运用隶书笔法来写篆书，给后世习篆者以巨大的影响。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说:“完白山人未出，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他的书法功力极深，精于篆隶，清代曹文埴称其四体书皆为国朝第一。他篆刻初学何震、梁袠，尤其早中期受梁袠影响很明显。后来，他成功地借助在书法上得天独厚的功力，把篆书上千变万化的姿态运用到印章中去，摆脱了明代人印作中那种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弊病和习气。这是他在印学上的一大创举，使得当时印坛的气象为之一新，整个印学界靡然向风。邓石如治印，刀法婉转流畅，风格清挺刚健，结构婀娜多姿，他以书法篆刻成就名震海内外，被后人誉为“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大家。

邓石如不仅在笔法刀法上互为借鉴，而且对于书法章法布白和篆刻印面安排极为倾心。他通过借鉴书法中篆法、章法的疏密虚实，来安排印面上的轻重疏密变化。他提出了著名的“计白以当黑”的论断，从此，印面上的留白成为印家的重要一法。这里的白，不是指白色，而是指空白。对于朱文印而言，白就是印文背景的空白;对于白文印而言，白就是印文背景的底红。也就是说，朱文印的留白和白文印的留红，都是艺术上的“留白”和留空。

空白是书法章法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印章印面构图重要的组成部分。篆刻中的留白，从原理上与书法、绘画中章法的留白规律无异，但是，在具体操作形式上，又有自己的特点。篆刻留白，一方面受制于印章的形制和大小，同时也受制于刻刀入印的篆法以及刀法。总之，既不能把印等同于书和画，也不能流于工匠手中精细的手艺，最好能在匠心独运和不经意之间，营构出一种自然浑成之境，让艺术的留白给人带来无尽的想象空间。

吴熙载印三方:“子京秘玩”、“百镜室”、“文节公孙”

赵之谦印三方:“为五斗米折腰”、“赵之谦印”、“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后来，晚清著名的印学家吴熙载、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人，都是受邓石如影响而自成家数的。吴熙载师从包世臣，是邓石如的再传弟子，他书画印俱佳，尤以篆刻为上乘。他运刀迅疾圆转，畅达自如，力求把篆书中舒卷流畅、清秀飘逸的姿态表达出来，线条极富立体感，印作有刀有笔，书刻兼容。章法上，展蹙穿插，让头舒足，或故作结密，又特予舒展，巧于变化。尤其是他印作中那种行刀如笔的坦荡从容的心境，甚至为邓石如所不具。赵之谦更是学养深厚，书画篆刻皆臻高妙之境。他大胆撷取权量诏版、砖瓦碑刻和泉布镜铭文字入印，大大拓宽了篆刻创作的源泉。他在笔法、字法、章法上的变化尤其丰富，印作飘逸清新，秀媚洒脱，在当时印坛主流邓、浙两派之外，独辟蹊径。他的边款，更是首开以魏碑以及六朝造像书体来刻制阳文边款之先河，极大地丰富了边款艺术表现力。他的“印款并重”，其实质就是书法和刻印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