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礼法之间

礼的精神，就是一种秩序的精神。这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最初就是祭神的器物和仪式。殷人执礼器以事神，周人于殷礼有所损益，建立了更完备的礼制，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在三代中，一直存在着一个礼的秩序。孔子为维护周礼，也改造了周礼，提出了仁、礼合一的伦理模式，用仁来作为礼的道德心理基础，以保障礼的实行。礼是行仁的节度，使得礼由人们行为的外在约束成为人心的内在要求。

礼的秩序，是一个旧的秩序。在春秋末期，一种新的秩序在旧的秩序的崩溃中已经开始酝酿了，这就是法的精神。礼的精神是分别，法的精神是齐同，但是，作为社会的一种秩序性和规约性的力量，它们又有着共同的特质。先秦有“礼法之争”，是指出礼治和法治之间的不同。但是，它们之间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礼和法之间，是具有某种共同的气质和过渡性的特征。比如荀子，既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又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老师。荀子实际上既坚持儒家礼治，又重视法治，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赋予了礼以法的含义。

这种由礼到法之间贯通性的文化特征，在书法的风格里也得到了一定的表现。我们可以以柳公权的书法为例予以说明。

很多论者都指出，柳公权的书法本出于颜真卿，后世往往颜、柳并称，即“颜筋柳骨”。也就是说，在柳公权的书法气质里，实际是秉承了基本的儒家精神的。只不过，颜书更雍容、更宽博、更雄厚，有一种“宰相气”。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颜体楷书总是以一种外拓的结构，撑满一个秩序的空间，包容涵摄着一切。而柳公权却不同，他的楷书则更紧峭、更劲健、更森挺，有一种耿介特立、不容侵犯的威严感，因而有一种“将军气”。

在柳公权的思想里，有着深入骨髓的儒家经世济政的意识。他匡益时政，正直敢言，入仕之初，即有“笔谏”之说，所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后来，他在中书舍人任上，唐文宗穿了多次洗涤的衣服上朝，众臣皆赞咏皇帝之俭德，独柳公权批评文宗“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众臣为之战栗，柳公权则辞气不可夺，文宗赞赏他“言事有诤臣风采”。柳公权身处晚唐世风衰败之时，而其书法中有峭峻风骨，则更加显出其卓然不群。

前人试图以“唐尚法”来概括整个唐代书法，这是有失偏颇的。但是，用“法”字概括柳公权的楷书，可谓一语中的。柳公权的楷书，既有颜真卿的端庄平正，又有欧阳询的刚劲不挠，峭劲奇险，如刀劈斧削一般，有“正人执法，面执廷诤之风”(朱长文评欧阳询语)。他的书法正因为过于严峻刚劲，锋芒凌厉，筋骨显露，被后世书法家诟病其缺乏丰润圆融，抛筋露骨，讥为“丑怪恶札之祖”(米芾语)。但问题是，将军佩刀，不可反顾;壮士拔剑，岂能犹疑?柳书的优点在劲，缺点在紧;善学者得其铮铮铁骨，不善学者则落得硬直之病。

柳公权的楷书有一种耿介特立、不容侵犯的威严感，一如其“言事有诤臣风采”

柳公权的楷书，下笔是果断的、刚狠的、直接的，结构是方正的、整齐的、谨严的。可以说，它是法度的极轨。在它的结构法则中，包含了礼的秩序;而在它的用笔态度上，则又蕴含了法的齐一的精神。我想，学习者若能得其《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等传世作品，深味之，细玩之，久之，则此理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