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拒:俯仰和向背

秩序是对情感、意绪等流动性意识的制约，但是真正伟大的秩序不应该是扼杀生命的，而是在形式的秩序背后追求一种生命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秩序并不仅仅限于或止于对称、均匀、平衡，而是更要出之以跌宕、欹侧、迎拒，也就是在故意制造的不平衡中求得一种精神的活动空间和生命的欢快悦适。

宋代有一本《三礼图》，其中有一张描述王城的图，是宋人对《考工记》中记载的理想王城的解释，也涉及中国人的都市计划。建城很简单，在某一个地方，画个方块，开九个门，直三行、横三行就行了，最重要的是王宫要摆在中间。这颇类似于书法中的“九宫格”。九宫格也是三横三竖九个格子，中间一“井”字，前后左右中，加上四个角。一个字，写在九宫格内，无论疏密松紧，都要向着字的中宫。中宫可以是实，可以是虚，但都不影响它作为四周拱向所聚的作用。中宫实际上承载着一种精神挽聚、心力所集的功能。唯此，字之长短虚实、上下左右才能皆相呼应。刘熙载说:“欲明书势，须识九宫。九宫尤莫重于中宫，中宫者，字之主笔是也。主笔或在字心，亦或在四维四正，书著眼在此，是谓识得活中宫。”可见，八面朝向中宫，中宫散为八面，才能形成收聚绾束的态势。

一个建筑群中，有了主次的关系，就有了俯仰和迎拒的态势;一个字的结构中，有了笔画朝揖的情态，就能在无形之中经营出一种虚灵之气。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艺术家的本领，当然也渗透到建筑和书法的构思之中。建筑创作在一明一暗、一高一低、一远一近、一掩一映中，构筑起一个流动的空间关系，书法创作也是在一开一阖、一向一背、一动一静、一张一弛中，搭建起一个个俯仰有姿的虚灵空间。

飞檐挑向无尽的虚空，在秩序之外给人的性灵伸展腾挪了空间

崔瑗说:“观其法象，俯仰有仪。”这是说草书里的俯仰美。蔡邕说:“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这是说篆书体势的俯仰有度。成公绥说:“仰而望之，郁若宵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厉水，漪澜成文。”仰观则如积聚的宵雾、游动的烟雾直连云霄;俯察则如漂动之清风厉水，以一层层的水波形成文采。这是说隶书形象里的俯仰开阖。欧阳询说:“徘徊俯仰，容与风流。”这是说在笔法上若能在徘徊俯仰之间从容闲舒，自然能潇洒风流。

明代项穆曾以梅花为例，指出由梅观书之妙，他说:“夫梅花有盛开，有半开，有未开，故尔参差不等。若开放已足，岂复有大小混杂者乎。且花之向上倒下，朝东面西，犹书有仰收俯压，左顾右盼也。”梅花花瓣的俯仰、上下、朝向、大小等，正与书法结字中的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同趣。

在唐代以前，隶书被称作“八分”，并且以“八分”为楷则。所谓楷则，就是一种建立秩序的手段。所谓“八分”，就是像“八”字那样分开笔画，造成笔势的向背。向，如同两人脸对脸，面面相觑;背，如同两人背靠背，离心背德。“八分”的核心，不在于每写一个字都要真得像“八”那样左兜右裹、左撇右捺地展开，而是要造成一种分合之势。有了势，就会动起来，就会给窒息的秩序化的空间中吹来一股清新的生命气息，让人的性灵能飘扬起来，获得一种不脱离秩序的自由感。古人为什么特别重视造势?就是让字不能成为死的，要激活它，让它飞起来，也就是在不脱离秩序的情况下，给生命注入自由。

所以，历代书法家对于书法结字的空间之妙，是颇为倾心的，在隋唐之际早已有成熟的理论。隋释智果《心成颂》中在“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等对字的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后，总结道:“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只有在向背、仰覆、垂缩、回护等皆不失的前提下，才能自得盈虚。盈虚者，气之开阖也。统视连行，相承起伏的“行气”和“章法”之妙，原来其思想基础都在气化哲学阴阳和谐统一的道理之中。而紧随其后的初唐欧阳询，在《三十六法》中所论则更为详尽，而其所谓“却好”(就是恰到好处)正是智果“自得盈虚”的另外一种表述，其所谓“相管领”则与智果“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同旨。甚至于在早期的钟鼎彝器款识铭词之中，其书法之圆转委婉，结体行次之疏密，也使人如仰观满天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