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印同法，使笔如刀

印材的变革，是文人流派印章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中国印学史上有“王冕首创花乳石入印”、“文彭开刻石印章风气”的说法。元末著名画家王冕将没骨荷花画得出神入化。明初，朱元璋请他做官，他坚决不就，逃到福建山中，自号“煮石山农”，以刻制花乳石印章谋生。明初刘绩《霏雪录》中说:“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不过，王冕生不逢时，当时社会战乱，人们时刻为生存危机而一夕三叹，谁会过问一个躲在大山里刻石头印章的山农呢?到了明代中期，书法家文彭有一次在南京偶得四箩筐灯光冻石(即青田、寿山石)，遂剖为印材，操刀治印，“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竟然开创了“石章时代”和“吴门派”。

此后，文人自己操刀刻印，成为印坛的主角。他们取法秦汉印，借鉴汉碑额，参考权量、诏版、瓦当、钟鼎文字，形成众多流派。通过明清时期印学家们的探索努力，明清的流派印章成为了继秦汉印章之后又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比如，与文彭同时代的何震，二人亦师亦友。但何震不囿于一派见闻，多方面借鉴学习。他不同于文彭的双刀法，首创了刻边款的单刀法，于是，他一变文彭的典雅之风，驱刀如神，以猛利的用刀刻出苍劲古拙的作品，史称“徽派”。

瓦当文字也成为了明清文人印章师法的对象

明代除文、何二人为开山宗师外，还有朱简、汪关这两位极富有对比意义的篆刻家。他们二人能摆脱文、何的束缚，致力于刀法的开拓，各造其极，直追秦汉。朱简首创切刀法刻印，印作劲峭古奥。他以赵宧光草篆法入印，一种豪迈过人之气不可磨灭。书法中的草篆被引入，使得印章的笔画具有了提按使转、起伏跌宕的书写意味，而点画之间又顾盼呼应，极富有动感。朱简的切刀，将一个笔画分数次运刀来完成，就像书法运笔中的逆涩行笔，节节顿挫，涩涩推行，线条便表现出强烈的动感，“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方折有劲，刀痕清晰，具有一种犀利、古拙、险峭的美感。朱简在印中求印，更在印外求印，他手中的刻刀就像是一支毛笔一样，刀虽短而意更长，用刀碎而意味足，以刀代笔，使刀如笔，富有一种笔墨情趣，所以，朱简说:“刀法也者，所以传笔法也。”他是真正懂得刀和笔之间的关系的。

汪关与之相反，他是长于冲刀的大家，印作儒雅秀润。当时印人摹刻汉印，往往着眼于金铜那种剥蚀斑驳的古意。比如，文彭每次刻完一印，“必置于椟中，令童子尽日摇之”，使得印章剥落有古色。不过，汉印的剥蚀是历史沧桑自然风蚀，原初的汉印还是完整的。汪关则不染时习，在汉印的完整上下功夫，运用冲刀再现了汉印的神韵，使人耳目一新。他还开创了并笔法，由于笔画相并，便形成了大块白与大块红的对比，既不臃肿，又具笔意。

明代篆刻家朱简说“使刀如使笔”，当代书法家林散之则强调使笔如使刀。林散之有诗云:“能从笔法追刀法，更向秦人入汉人。”他接着在此诗“并序”中进一步解释说:“书家，宜从笔法追溯刀法;刻石家，宜从刀法追溯笔法。二者相倚相生，同期并进，以是知今古刻石名家，无不知书法也。今观易庵先生，为启明所治前后八十余印，和平敦厚，刚健婀娜，虽出入秦汉，而能自具机格，不徒以形势炫人，实能悟入书家用笔之妙。余不能刻，而略知书法如是。质之易庵，想不河汉斯言。”林散之的书法具有浓郁的文人气息，却没有丝毫纤弱浮怯的毛病，这与他善于化碑入帖的笔法直接相关。他成功地把汉隶的笔法融入草书之中，使得草书克服了纤弱浮怯的毛病，而其核心，就是疾涩之道。

“西泠八家”之一、浙派领袖丁敬的篆刻，就是从明人朱简的碎刀法中受到启发，碎刀短切，刀锋棱角具见，锋颖圭芒毕露，线条呈现出一种起伏和波磔，开创了浙派篆刻艺术的风格。他的作品，大多钝朴奇崛，犀利苍莽，也不乏细润挺劲，静穆绵厚。清代另有篆刻家巴慰祖，摹刻青铜器上的金文，几可乱真。他的刀法，也是从朱简起伏顿挫、跌宕抑扬的冲刀法中脱出，用刀很涩。

那么，什么是涩呢?清代刘熙载说得好:“用笔者皆习闻涩笔之说，然每不知如何得涩。惟笔方欲行，如有物以拒之，竭力而与之争，斯不期涩而自涩矣。”书法家在毛笔运行过程中，仿佛纸的摩擦力很大，必须以主体意志力的强大去克服和战胜它，不断有阻力，又不断克服，克服后同时又产生新的阻力，再克服，再奋进，就这样节节推进，涩涩前行，产生充分摩擦，笔和纸因摩擦而有沙沙的声响，就像祝嘉所谓“涩发春蚕食叶声，沉雄古拙自然生”。这种用笔法，就是朱简那种将一个笔画分数次运刀来完成的用刀法。涩，并不是因为纸张特别粗糙才涩，而是书写者创造出一种技术对心灵的制约，然后再以主体意志的强大去克服它，很类似于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态度，因而能振奋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