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思想与晋人的美

东汉末年败坏的社会现实、腐败政治以及思想伦理危机，使得名教思想逐渐丧失了它的基本社会功能，儒家经学也逐渐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皇权被架空，只剩下虚称的名号。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运用辨析和论难的方法，用《老子》、《庄子》的思想解释《周易》，沟通儒道，建构了“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成为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起点。从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到郭象的“名教即自然”，再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和自然的争论，代替了以往的“天人感应”说，儒家的纲常名教被纳入有无本末之辨的本体论中，魏晋玄学由此确立。

伴随着魏晋玄学的发展，东汉的政治实用主义开始衰退，而老庄的思想开始抬头。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思辨玄学是对繁琐经学的反动，他们以《老子》为主，以《周易》为辅，但他们思辨的高致并不能直接启发艺术的精神。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依托于《庄子》由思辨落实到生活之上，这种性情化的玄学是对残酷现实的精神安慰，而他们所欣赏的庄子的精神就是艺术的精神，所以，“竹林名士，实为开启魏晋时代的艺术自觉的关键人物”(徐复观语)。

庄子逐渐成为了魏晋清谈家们灵感的源泉，“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于是“像魔术似的，庄子突然占据了那个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闻一多语)。晋人的美，是庄子的美，是玄学的美。他们不满足于贵族文化的糜烂、奢侈、虚伪和巧饰，不满足于世俗的浮薄之美，认为感官刺激的快感之美是容易破灭的美。他们追求世俗美后面不会破灭的、本质的、根源的、绝对的大美。这样的美，是纯朴淡泊的美，同时也是纯朴淡泊的人生，在这种根源之美中能获得人生根源之乐，也就是“忘适之适”。这和儒家挟带着对国家、对天下不可解除的责任感的仁义之乐有着根本的不同。

晋人在生活情调上的高洁，无不与庄子的思想相通。当时的人物品藻之所以能成为艺术的人伦鉴识，就在于其凭借庄学之助，并发展成为中国美学的出发点。而发源于人格美欣赏的美的概念和范畴，正反映了晋人摆脱儒家礼法的束缚，领悟到自由自觉的人格精神的个性之美，进而能够认识到自然和艺术之美。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是一种人格上的真解放，思想上的大自由，是精神生活的强健的自由和美，因而是“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而“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

最能反映这种晋人美的精神的，是晋人的艺术。晋人的艺术，追求简约玄澹，是一种超然绝俗的美。它超越了道德的标准，而游心于一个远离人间社会的精神世界。这时，个体和外界不再是对抗的，而是顺应自然，遗世独立，怡然恬然。这种艺术，折射的是一颗超脱的心灵，它淡化了道德的紧张，让人轻松地回归到自我的本真性情。玄学区别于儒学的根本点，在于“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强调个体生命与人格精神的独立自由，追求一种“适我无非新”(王羲之语)的自由创造精神，这正是推动魏晋美学与艺术出现飞跃的内在因素。

晋人的书法，也是这种庄学、玄学精神的艺术;晋人书法的灵魂，也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宗白华说:

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晋人的书法中，集中体现了晋人的美，这是一种倾向于简约玄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之所以说它是最哲学的，是因为它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它使人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打开，接受了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

在魏晋玄学的沾溉中，人们既发现了自然的美，也发现了自己深心的美。他们以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去领悟这个世界，使触着的每秒都成了黄金，使触着的一切，都展露出新的灵魂和新的生命。王羲之的字，韵高千古，就是美在神韵，美在不沾滞于物的自由精神。这种心灵的美，使得人们在刹那的现量的生活里，能求得极量的丰厚和充实，在把玩现在和当下之中，体味到创造过程的价值，显示出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

王羲之《平安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