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儒家精神的典范

要论最能代表儒家精神的书法家，莫过于唐代的颜真卿了。颜真卿那浑穆博大、雍容开阔的楷书，是法度的典范，也是情感的充实。那浑穆遒厚的点画，并不是僵死的，而是蕴含着饱满的情感力量和人格力量，浸透了深厚的儒家精神。前人喜欢将颜书喻为“盛德君子”，正此之谓也。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因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颜真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重视名节。在出任平原郡太守时，因守城抵御安禄山之叛，名重朝野。后来，遭受权相元载的排斥，被诬以诽谤朝廷罪而被贬。贞元元年又遭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囚扣陷害，遇难时77岁。

尽管颜真卿在遽遭贬谪之后，为了寻求解脱，常常寄情山水，沉湎诗文，表现出陶渊明式的归隐遁世思想，但是，从颜真卿一生来看，这是暂时的。在他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儒家的励精图治、尽孝尽忠、恪尽职守的崇高的责任感。表现在诗文和艺术观念上，就是文章艺术以典正为要，即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在《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中曾说:“古之为文者，所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乎《雅》、《颂》。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泽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这显然是继承了儒家那种文始于言志而终于载道的传统。

在颜真卿看来，文以载道，书亦载道。其实，这种观念也是颜氏家族的传统。颜氏以儒雅传家，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十分重视研习法书，且功夫颇至。后代子孙也多探讨小学，留心翰墨，为立家明训，莫不克遵是守，步趋惟谨。但他们更为重视书写的适用记事功能、实用功能、载道功能，所以，《颜氏家训》中又明言“此艺不须过精”，“慎勿以书自命”。也就是说，颜之推告诫子弟不要过于沉湎在笔墨优游之中玩赏自娱，这实际上是漠视了书法的艺术功能、愉情悦性的功能。

在颜真卿传世的作品中，以楷书为多，而且书写内容大多是经世致用的文字。存世可见最早的是《多宝塔感应碑文》，文章叙述沙门建塔之事，云物感应，多夸饰之辞，书风则端庄缜密，规矩谨严，自始至终，无一懈笔。后来的《东方朔画赞》，则渐趋清雄，一一以方整之笔书之，为颜真卿中年之佳构。广德以后，颜真卿书风又渐趋圆劲浑厚，以《郭氏家庙碑》、《颜勤礼碑》为代表。及其晚年之笔，《颜氏家庙碑》则庄重笃实，《麻姑仙坛记》则秀颖超举，《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大抵臻于其书风极轨。

《颜勤礼碑》如“盛德君子”，浸透了深厚的儒家精神

当然，颜真卿也有抒情写性之作，但其表达的情感，也是儒家所倡扬的亲情、正义的情感，都和儒家的纲常制度紧紧相连。这些大多体现在他的行草书中。比如《祭侄季明文稿》，为祭奠侄子季明正当英年横遭杀戮而作，颜真卿惨痛疾首，哀思郁勃，援笔作文作书，故能顿挫淋漓，涂抹纵横，情感一泻千里，终成千古绝唱，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争座位帖》，则是其为维护朝廷纲纪，秉义直谏，既斥郭英!之佞，复夺鱼朝恩之骄，其忠义骨鲠之气，粲然于字里行间，而书法则随意自如，烂漫天真，淋漓挥洒，挟风雨而行云空，被米芾评为鲁公行书第一。

总之，颜真卿的书法，尤其是楷书，稳实而端庄，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很适合官场文书的应用。颜书在宋代最受珍重，其流传之广、摹学之众，空前未有。其书风在儒学大显、理学昌明的宋代受到大力倡扬，“世俗皆学颜书”，颜书更成为后来印刷术中“宋体”的蓝本，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思想方面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