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兵如遣毫

人们常说，遣兵如遣毫，文机如战机。书法家对结构章法的安排，就像兵家安营布阵一样。传为卫夫人所作的《笔阵图》，将“笔”与“阵”结合，就是书法和兵法关联的最好说明。后来，王羲之又进一步对《笔阵图》作了解释，他说:“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纸为阵地，笔是刀矛，墨为盔甲，砚是城池，心意气度是将军，运笔技巧是副将，结构安排是谋略，举笔即现吉凶，出入则为号令，屈折乃是杀戮。战争的胜负主要靠将军的指挥，书法的成败得力于书法家的意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羲之提出了“意在笔前”的著名论断。“意在笔前”，就是要成竹在胸，要在把笔研墨之际，能凝神静想，对字形的大小、线条的平直、取势的向背以及顿挫的节奏，都能了然于胸，而且使之筋脉连带成为一个整体，并以气来充实它。卫、王二人论书皆以兵法作喻，是因为兵法和书法皆重势。汉末魏晋书学特重视势，从这一点来看，当时以兵法喻书法，就是很自然的。又如，包世臣在《艺舟双楫·答熙载九问》中也说:“晋人所谓杀字甚安。”用“杀字”代替“写字”，正是以作战喻书法，拒挡挥刺，要迅速而沉着，丝毫不得含糊，此亦说明书法之势也。

遣兵如遣毫，遣毫如遣兵。毫有万千，必须凝聚于一束;兵卒无数，必须以一气贯之。这一气，就具有了团结性的作用，也就是“群”的作用。士兵固然要勇，但散乱的勇，不但不足以杀敌，反而会成为相互反驳的作用力。散乱的勇，无论汇集多少人，只不过是“多之一”(即散乱的个人)，而不是“一之多”(即团结的众人)。

战国时代是勇者被称赞的时代，但是《墨子》中就指出了单纯的勇所具有的破坏性。《吴子·论将》亦云:“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它指出了不仅要勇，更要合。比起勇来，他们更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吴子·论将》云:“吴子曰:凡兵有四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四曰力机。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这里的“气机”，就是团结性的气。对于军队组织，就是要团结统一，要使全军兵士、百万人行动统一于一个人的指挥，整个军团由一气贯之，这时，气对于勇，就具有了团结性的作用。

遣兵如遣毫，遣毫如遣兵。毫有万千，必须凝聚于一束;兵卒无数，必须以一气贯之

每一根笔毫都具有很好的弹性，即毫之“健”，也就相当于士卒的勇敢，但是，如果因为弹性而散乱分叉，反而会成为书写的阻碍。书法家要用好每一根毫，就像将军指挥好每一个士兵一样，关键是聚束住笔毫，并以一气贯之，使之听从调遣。只有以一气贯之，兵家才有阵法，书法才有章法。汉初名将萧何很早论到书法与兵法时，就说:“夫书势法，犹若登阵，变通并在腕前，文武遗于笔下，出没须有倚伏，开阖藉于阴阳。”后来康有为也说:“夫书道犹兵也，……古之书论犹古兵法也，古碑犹古阵图也，执笔者束伍也，运笔者调卒也，选毫者选锋也。”“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扑势，义固相同。得势便则已操胜算。”

可见，书论就像阵图，落笔作字就像下营布阵一样，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善于造势，而势是源自气。气充足则民勇敢，无气则民怯，要使怯者转化为勇者，就要养气，也就是注意到气的可变性。而最重视气的可变性的，是《孙膑兵法》，其中有《延气》一章，论述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就是想通过气的可变性作用，使兵卒的质地得以提高。气的量的变化，就会产生现象上质的变化。

《尉缭子·战威篇》中说，兵有三种取胜之法，“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其中，“以道胜”也就是“以气胜”，因为“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要“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这样，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也就是以气势取胜。气，是对于军队全体士卒而言的，是要心向一处，这一处就是将军的心意。所以，虽然都是指战斗的意欲，“气”是指军队全体，“心”是指将军个人。心意者，将军也，高明的将军要善于鼓舞士气，而不是使之泄气，要善于利用军队中战斗意欲变化的情况，要一鼓作气，让有限的气和力起到无限的作用，这就是造势。势，是能使有限之物起到无限作用的变化。

气对于笔毫而言，也是起到了凝聚和团结的作用。如果笔毫散乱，力量再大再猛，终究不能形成一股整合的力量。但高明的书法家，并不是始终保持着笔毫凝聚不散，而是要能散能聚，散是为了更好的聚，在聚散开阖之中，根据笔毫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相机而动。其中的魅力，并不在于一成不变地去收束笔毫使之不散，而是要根据笔毫当下的状况，迅速作出一个反应，随散随聚，立刻付诸实践。这其中的道理，和兵家指挥打仗中阵法的变化收束完全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