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线:对称和秩序

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国文化一样，在建筑群的布置中强调中轴线，甚至成为整个都市计划的核心。一个城市的计划，就由这一条线的位置决定，这条线画在哪里，画多长，就奠定了都市计划的基调，而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城。北京城的中轴线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它是由一条长八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各种建筑和景观都是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展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整个城市独有的壮美秩序就依赖这条中轴线得以形成，它成为了整个北京城的脊梁。

当你步入最南端的永定门，由此从容地北行，在两端是先农坛和天坛两个大型的祭坛，这就为这个秩序化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中央笔直的大街，两旁是鳞次栉比的街市，迎面是高耸雄伟的正阳门。由此向北，是中华门，经过一个空阔地带，远远就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天安门南边金水河上横着五座金水桥，对着五座城门，两边则耸立着石狮和华表，东西对称分布着太庙和社稷坛。再由端门进入午门，便进入到气势恢弘的紫禁城中。当你走过一重又一重的门，走过一座又一座的桥，走上一层又一层的台阶，又走下一层又一层的台阶，最后走出太和门，面前终于出现了太和殿，它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建筑。再由紫禁城的神武门走出来，北面有座景山，山顶上有亭子，而亭子就在中轴线上。向北望去，一条大道直达鼓楼、钟楼，并被延长到今天的奥运村。这就是北京城的中轴线。

在重要的城市里，可能都有中轴线，也即主线。有了主线，那些次要的、辅助的细小线条就能归于有序。无论是唐代的格子，还是宋代以后的巷弄，无论这些线或长或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包括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都由它们自身的重要性不同而占据不同的位置。中轴线的目的是建立秩序，而建立的基本办法则是对称。而中国人这种对称的空间观念，也是从人体开始的。

中国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生命的特质。以人为本，把人视为性灵的整体，是中国的传统，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人当作机器来研究和分析。当我们把世界上的一切返归到人体去解释的时候，就发现了生命的对称原则。人体是对称的，以人为本的建筑也是对称的。古希腊罗马的建筑表面上看好像是对称的，实际并不对称，因为它们没有一条中轴线，整个建筑也没有反映出对人体形态的对称看法。在中国，对称和中轴线是一回事。

建筑中的中轴线是一个观念上的架构，是一个隐在的、抽象的线。在中国书法中，篆隶楷三种字体比较接近于建筑的特征，它们是在字体的书写中建构一种心灵的秩序。所以，在这些字体的书写意识中，无一不隐含着一条隐在的秩序之线，由此也无一不渗透着根深蒂固的主从尊卑思想。书法肇于自然，就是本于阴阳，有了阴阳，就有了生命的秩序和条理，就能产生回护飞腾之势、相摩相荡之力。刘熙载说“书法兼备阴阳二气”，阴阳中，阳为尊，阴为卑，阳为主，阴为从。刘有定说:“点画之际，纵经横纬，莫非阴阳至理之所在。”点不是孤立的点，横不是孤立的横，点画之间有尊卑主客之序，同时又形成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

朱和羹说:“作字有主笔，则纪纲不紊。写山水家，万壑千岩，经营满幅，其中要先立主峰。主峰立定，其余层峦叠嶂，旁见侧出，皆血脉流通。作书之法亦如之，每字中立定主笔。凡布局、势展、结构、操纵、侧泻、力撑，皆主笔左右之也。有此主笔，四面呼吸相通。”书法有主笔，有余笔，则能条理分明，秩序井然，纲纪不乱，整个生命有机体自然血脉相连，呼吸相通。每一个字、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生命。书法家是一个小造物主，他赋予汉字点画以生命，同时也去契合天地宇宙整全的大生命。以“中”字为例，它看似在一个简单的一个长方形的中间画一条线，就像是在一个建筑物的主轴上面画一条线，让主轴两边对称。而中国从古到今的主要宫殿差不多都是一个系列，都是由这样的长方形串起来的，这是我们中国建筑的基本配置。从相当多的考古遗址挖掘来看，至少在商代以前中国的建筑是双数开间的。只不过，大约汉代以后，中国后期的建筑空间多以三间房间为主，那条中间的轴线就不是实在的分割线，而只是一条虚线罢了。

颜体楷书基本对称，深厚刚健，方正庄严，它是秩序建立的象征

拿颜字来说吧，颜真卿楷书的最大特点是“稳实而利民用”，它原本就吸取了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蓝本”，这是人人可学着写的。它与盛唐狂草当然很不一样，同时与晋人那种超群轶伦、华贵雅逸的气派迥异。它是属于有法可依的一类，有法可依就是秩序建立的标志，它建立起了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颜体楷书左右基本对称，而出之以正面形象、深厚刚健、方正庄严、齐整大度、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它是“唐尚法”所臻至的极轨，它把盛唐那种雄壮奇伟的气势和激情都纳入了规范和秩序，不以喷薄而出的狂草形式表现，而是严格地收纳凝练到一定的形式、规格、律令之中，情绪上面罩上了一种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