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发展的悖论

人类文明的发展有时真是一个悖论。智和愚、巧和拙的分化，文明状态从自然状态中的剥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人类异化和物化的总根源。人类文明似乎就是在文化异化和反对文化异化这两个方向上交替进行着的:发展了就会异化，异化了就要反异化，反异化了就保守，保守了就要发展……如此循环推进。

面对自己本能的生存需要，动物其实也有智愚的问题:比如，能不能吃到树上的果子?会不会被别的野兽吃掉?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保存和延续生命?比如人们认为，猴子聪明，狐狸狡猾，猪很愚笨。动物这种智愚的本能倾向，往往来自于千百年来种群在生存的本能中历练出来的本领。人也有本能，但是，人还有自我意识。当婴儿第一次想到要把一个东西占有，并声称“这是我的”时，那么，他的自我意识就产生了。

自我意识是人自私自利的根源，也是人间一切争斗的根源。人有了自我意识，就更刺激了智和愚、巧和拙的分化，分化越多，矛盾越多;机心越多，尔虞我诈也越多。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在这种巧拙智愚的相互比较中，便产生了文化状态从那种原始自然混沌未分状态中的剥离。

人有五官，人有感觉，能看，能听，有美丑的分别，有善恶的分别，有智愚的分别。但有了分别就会有矛盾，而矛盾本身又会更加刺激智愚的分别，所以，可以说，向着文化方向的发展，是在人的感觉能分别之后，不断被刺激起来的。人类向着文明和文化状态的发展，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智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总是会受到不断地鼓励和奖赏。而文明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文明的工具化和技术化。

中华文明早先的始祖，大多是工具进化的推动者或技术发明的拥有者。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被称为“人文始祖”，而“三皇”就是伏羲氏、神农氏、女娲氏。其中，伏羲氏发明了渔网，神农氏发明了农业和草药。另外，燧人氏则“击石取火”，成为火的发明者，开启了人类吃熟食的历史。

这些发明了工具和技术的早先文明始祖，凭着他们的智巧受到后世的尊崇，人类的智巧也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发展。但是，技术和工具的占有，也带来了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公平。这时，人们的智巧就不仅用于对付自然，同时也被用来对付人类自己了。于是，权谋日多，机心日多，在对智巧的激励中，在对利益的争夺中，人们产生了更为深重的精神痛苦。

老子看到了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本真状态的破坏，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憎恶文明的极端演化所带来的人的精神的过度分裂，呼唤要回归到自然而然的本真状态，要“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仁弃义”。老子总是提醒人们不要被物质技术所役使，要保护生命本身。也正是从这里，老子开始了对文明悖论的深刻反思。

在西方，对文明进行深刻的反思是从18世纪的卢梭开始的。他反对当时启蒙学者所鼓吹的把从自然状态向社会文明状态的发展看作是社会的进步，即反对那种线性的社会进步发展观。卢梭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本来是生来自由的，没有“你的、我的”等私有观念。但是，卢梭也意识到，人在生理上年龄、健康、智慧的不同，造成了人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加上趋利避害又使人充分发挥自己这种不同的自然能力，必然导致自然状态的终结。也就是说，自然状态中本身就包含着人丧失自由的原因，也包含了文明的核心——私有制的产生。

人生来是自由的，进入文明社会后就逐渐丧失自由，而社会的不平等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逐渐加深。当强弱、贫富、主奴的不平等逐渐发展成合法的权力时，就变成了专制。所以，这是一个不断蜕变和堕落的过程。社会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的自由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的道德的进步。而这一文明发展的悖论，在20世纪工业文明大发展之后，就显得更加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