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大书深刻，典章宏文

在纸张发明使用之前，中国古代的文字记载主要依赖三种方式:甲骨、金石、竹木简牍。竹木简牍使用到南北朝末期已基本全废，而使用甲骨也仅限于殷商西周时期;再者，竹木年久易腐，甲骨也多用于贞卜。金石，自从三代以来，没有间断，其用特著，其寿特永。从出土情况看，甲骨与竹木简牍发现于19世纪末，而大量的出土以及研究乃是20世纪的事。金石则不然，其用途之广，数量之巨，上至达官仕人，下至田野村夫，俯拾即是，唾手可得。不过，金石之使用，在三代之间，有金而无石;秦汉以后，石多而金少。千余年来，能和纸张并驾齐驱作为文字记载主要载体的，大概非石刻文字莫属。学习书法常常要临帖摹碑，就是说碑和帖、石和纸这两种文字载体，对于书法学习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碑刻对于我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我们曾把它们当作名山大川、寺庙园林中的一个个景点观光过，作为历史文献史料考证过，也曾作为书法的范本临摹过。唐代陆龟蒙说:“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可见，早期的碑并非石质而是木质，它是指竖立在墓穴四角用来下葬用的木桩，顶端有圆孔(叫“穿”)，将下葬的绳索一头穿过圆孔，一头拴着棺椁，用人力慢慢收放，徐徐将棺材放到墓穴之中，再填土堆埋。这个“碑”所起的作用，有点类似于后来的轱辘架或定滑轮，这样的轱辘架很高大，所以称为“丰碑”。

埋葬结束之后，墓穴四周的“碑”(竖木桩)就不再移走，这种醒目的“碑”有标志墓葬方位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用。后来，由于木质的碑容易腐烂，碑就由下棺的木质轱辘架变成了石质的碑，后人称为墓表，而且，早期的墓表是没有文字的。再后来，偶尔有人开始在无字碑上刻上死者的姓名、籍贯等少量文字，使其作为墓葬标志的作用发挥出来。由于碑的产生之初就与墓葬风俗紧密相连，所以，厚葬之风盛行的时代，往往就有大量的碑刻。比如东汉时期，臣子为追述君父的功绩与美德，在墓表上书写镌刻大量的褒彰业绩的铭文，从此真正意义上的墓碑逐渐繁衍起来，并派生出“记事碑”、“功德碑”、“刻经碑”、“祭祀碑”等不同种类。

今天，书法意义上的碑已经不限于墓葬文字了，而是包括早期刻石文字、碑碣、摩崖、墓志、塔铭、石阙铭、造像题记、画像题字、刻经文、界石铭、建筑构件题字等在内的众多石刻文字，“碑”成为了一种石刻集合的总称。

摩崖，是在相对较为平整的山体石壁上凿刻的文字，它起源于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岩崖上刻绘图形和符号，是最为古老的铭刻方法之一。摩崖往往与山势浑然一体，巍然巨制，气魄宏大。著名的有东汉《鄐君开通褒斜道摩崖》、《西狭颂》、《石门铭》，北朝的云峰摩崖刻石、四山摩崖刻石等。

龙门石窟中的造像题记，代表了魏碑书法最高水平，《始平公》则是极少数阳刻文字之一

碣，是刻字于独立的天然石块，可能源于秦始皇东巡所至的海中一块柱形巨石。《说文解字》云:“碣，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现存最早的碣石是《石鼓文》，秦始皇时期的刻石《峄山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等，都是典型的碣。

碑，有汉碑、魏碑、唐碑等。汉代有厚葬之风，大建棺椁，大筑陵墓，工匠雕琢，连年累月，并且在桓·灵帝时期达到极盛。魏碑则是源于北魏时期佛事兴盛，在勘凿佛像之后一般都刻有造像记，所以有大量北魏造像题记存世，如洛阳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大量楷书碑刻的出现，既是大唐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楷书艺术登峰造极的表现。现在，汉碑大多在山东曲阜，魏碑大多在河南洛阳，唐碑大多在陕西西安碑林。

墓志，和碑不同，墓志是重要的随葬品，是要埋入土中的。墓志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一般分志身和志盖两部分，二者合成“覆斗形”盒式。志盖用以题名，志身用以镌刻铭文。入葬时，志盖覆盖于志身之上，起到保护志身铭文的作用，一并埋入墓室中、墓门口或置于甬道内。所以，一般出土的墓志，志文的保存都较为完好，很少有风蚀剥落。曹魏两晋禁碑之后，民间丧葬习俗开始从地面立碑改为地下埋设墓志，但墓志的成熟期是在南北朝时期，尤其在魏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埋设墓志成风。现在，大量洛阳邙山出土的墓志收藏在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中。

从总体上看，碑文的内容大多是以歌颂帝王的神威和贤圣的才德为主，即记载功德，礼赞神明;或者颂扬众臣良将的战绩与功勋，纪念地方官吏的廉洁奉公与清正廉明，表彰孝子、节妇的忠孝节义等儒家政治社会理想;也有记录历史重大事件的圣旨、诏书、敕文、戒令、官方往来文书等。历代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的聚集地，就是今天的碑林，最著名的有西安碑林、曲阜碑林、昭陵碑林、焦山碑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