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研究中的价值观

价值观涉及人们的道德判断，而道德性又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从人自身中直接去除价值观。既然研究者无法通过去除价值观的办法来实现客观性，就只能设法去控制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为此，研究者就要弄清价值观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进入研究过程的？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的？

文化、历史和利益是影响价值观的三大背景性因素。首先，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的价值观是不同的，研究者就不能假定人们在价值观上有共识。由于不同社会或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一个社会或群体的问题对另外一个社会或群体来说，可能就不一定是问题。比如，坐惯了沙发的经理可能觉得普通椅子不舒适，而那些坐惯了板凳的工人可能觉得椅子是他今生今世最舒适的板凳。其次，历史的发展会造成人们态度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们对事件和人群的态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某个历史时期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共识，而在另外一个时期可能只是社会上少部分人的看法。比如，我国古代普遍推崇多子多福的观念，现在只在比较落后的农村或偏远地区还有一定的市场。最后，物质利益也会对人们的态度产生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促使人们用各种手段来推动这些利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人们在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上，往往采取有利于自己的立场、视角和态度。比如，在对房价的看法上，拥有多套住房的炒房者与刚刚进城的农民工就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炒房者希望房价越高越好，这样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取得更多的投资回报，而农民工则希望房价越低越好，这样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住上更大或更好的房子。

价值观在社会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研究实践中，价值观不只是影响研究的某些方面，而是几乎渗透于研究者每一个研究决定，依次影响到研究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在确定研究问题，设计研究方案，收集数据的过程，对数据的解释以及对研究结果的应用上，都可以找到价值观的影子。

（1）价值观影响了如何选择研究问题。在社会研究中，利益和偏好对研究者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产生影响。韦伯早就提醒人们，在选择研究问题阶段，就有了价值观的介入。不过，他所说的价值观介入只限于选题和成果应用阶段，而不涉及数据收集和解释过程。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在选择研究问题上，研究者的兴趣、偏好或利益往往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有些问题是研究者出于对知识的好奇心而进行研究，而另外一些问题则是研究者为了取得某项研究基金而展开研究。

（2）价值观影响了对研究设计的选择。在社会研究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对选择特定的研究设计和研究目标产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价值观体现了基本知识和技能、社区服务和社会发展等许多社会目标。在收集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对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的长处和不足作出判断。研究者决定使用哪一种研究方法取决于研究者自己的偏好，而不是手头上研究任务的实用性。比如，尽管某个研究问题可能更适合于定量研究设计，但是，习惯于定性研究设计的学者很难贸然放弃他所熟悉的研究技术，而采取他不太熟悉的定量研究设计，因为偏好使他具有继续使用定性设计的惯性。

（3）价值观影响了收集数据的过程。在收集数据过程中，研究者需要作出一系列价值判断。研究者可能希望关注某个人群，而不是其他人群，这反映出研究者对这个人群的偏好。但实际的原因可能是，他关注这样一群人是因为更容易收集这一群人的数据。比如，在有关青年志愿者的研究上，与收集社区青年志愿者数据相比，收集在校大学生志愿者数据就容易得多，因为社区青年志愿者比较分散，具有很大的异质性和非均衡性，这些都增加了抽取样本和管理问卷的难度。

（4）价值观影响了对数据的解释。不同的信念、规范和价值观影响了研究者对数据的解释。在实际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果，这些未预期结果恰恰是要加以说明的。如果研究者对这些反例进行适当的说明，就会进一步增加研究的解释力。但是，如果研究者出于某种利益上的考虑，有意去淡化某些研究发现，只选择有利的数据来证明某些观点，就会扭曲对数据的科学解释。这一切恰好证明了研究者不是没有共同的基础去对数据作出一致的解释，而是不同的价值判断导致了研究者对数据的不同解释。

（5）价值观影响了对研究结果的应用。从本质上讲，研究结果本身并不存在应用上的差异，但是个人偏好或功利性态度影响了研究结果的使用。一些与研究有利益关系的人往往会竭力抵制某些研究成果，或者过分推崇某些证据不足的研究结果。这往往会造成某些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推广，而另外一些颇有争议的研究成果却网开一面，得到广泛的应用。可见，人们的价值观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应用，研究成果本来是研究的目的，但价值观却使它们成为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的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社会研究中交织着代表价值和信念的不同规范，整个研究过程不同程度地受到研究者偏好和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海伦·朗基诺（Longino，1992）曾把社会文化价值及其个体偏好称为“语境性价值观（contextual value）”，而语境性价值观是无法彻底根除的。针对社会研究中挥之不去而又难舍的价值观，庞奇（2005：84）提出了三种应对策略。第一，研究者应该意识到价值判断上的不同观点，对赞成或反对价值中立的观点和做法要有清醒的认识。第二，在实际研究中，研究者应该能够识别价值陈述，比如“好坏”“对错”“该不该”等各种同义词。对研究问题中出现的价值判断，要谨慎措辞。第三，针对研究问题中出现的价值判断，要判定其使用的语境。如果是工具性价值判断（手段性），就要改写问题，去掉价值判断一类的词语。如果是目的性价值判断（目的性），就要提供有关价值判断的充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