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围绕科学基本主张的争论

科学的四项基本主张实际上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思想表达。现代主义是西方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一种学说观念，它以近代工业革命和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认为存在着真、善、美的标准，崇尚理性，依赖逻辑推理，对科学进步充满信心，信奉人道主义价值观，对未来充满信心和乐观态度，根据对人类福祉的功效来判断思想的价值。

20世纪10—20年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继确立。这些自然科学新成就改变了人们对自然科学的传统看法，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审视科学的基本主张。1934年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Popper，1902—1994）出版了《研究的逻辑》（Logik der Forschung），1962年又出版了《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波普尔在这两本重要著作中探讨了科学与非科学分界的问题。他提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不在于理论是否得到证实，而在于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falsification）”。他认为，“可证伪性”和可反驳性与可检验性（testability）是同一个意思。如果不能被否证的理论，就不是科学的理论。他还把暂时尚未得到否证的一系列严格检验称为“佐证（corroboration）”以区别于卡尔纳普所说的“验证（confirmation）”。波普尔坚持认为，观察不可能发生在理论之前，任何理论都受到某种理论倾向的指引。观察本身是渗透着理论的，因为根本找不到不带任何理论倾向的观察和数据，科学家也不可能摆脱某种理论倾向而从事所谓的纯观察。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只不过是科学家的猜想，是人类强加到自然界上去的。科学不可能产生出真理，只能提供无数的猜想或近似的真理。波普尔通过证伪区分了科学与非科学，但是他最终把数据与理论合在一起，把科学与真理分开了。

科学哲学家库恩（T．Kuhn，1922—1997）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科学合理性问题。他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该书被译成16种文字，影响甚广。他认为，科学思想并不具有确切的含义和证据支持，只有放到更大的范式中考察才有意义。范式是某个特定时期科学家们所共同使用的分析框架。在他看来，科学不是渐进式演进的，而是通过革命不断跳跃式发展的。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状态，科学的历史就是新老范式不断更迭的历史，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代了牛顿的经典力学。库恩之所以用科学革命概念，是因为他要强调新老范式之间的本质差别，即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或不相容性。范式更替不仅改变了科学家观察世界的“概念之网（conceptual network）”，而且还改变了判断科学的标准，包括确定问题和解决方案合法性的准则。由于范式间缺乏共同的尺度和标准，科学基本主张所说的合乎理性的客观性也就荡然无存了。库恩甚至认为，科学就是非理性，科学家永远不可能理解现实世界，无法认清如何迈向真理的目标（高奇：2005：67）。

波普尔的学生拉卡托斯（Lakatos，1922—1974）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24—1994），进一步细化了波普尔和库恩的有关观点。拉卡托斯认为，波普尔的证伪概念是以绝对无误观察为基础的。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观察是确定无误的。观察受到先入为主的预期和理论的干扰，观察的结果也蕴藏着阐释性理论（interpretative theory），因此理论和观察都有可能出现错误，所谓观察能够证伪理论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教条而已。在他看来，任何理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理论相联系的。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不应该是单个理论，而应该是“理论系列”即所谓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hard core）和保护带（protective belt）组成。硬核是核心，是一系列不受经验检验的陈述和命题，而保护带则是外围，是一系列应该接受经验检验的假说和命题。证伪往往先指向保护带。如果硬核遭到否定，那么整个研究纲领就要被彻底否定。研究纲领并非在所有时期都是进步的，它可以从进步的研究纲领蜕变为退步的研究纲领，进步的研究纲领能不断地产生新的问题，预见新的事实，而进步的研究纲领最终将否定退步的研究纲领，实现研究纲领的更替。一般来说，单独的观察或实验还不足以否证研究纲领，因为进步的研究纲领有某种机制将反例转化为正例。这样一来，科学划界的标准就不是证实，也不是证伪，而是预见新事实，科学革命的内容也不是范式的更迭，而是研究纲领的更替。

费耶阿本德从新的角度来审视科学，突显了科学的文化传统。他在1975年出版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一书中，严厉批评科学沙文主义，反对将科学归结为整齐划一的程式和规则。在他看来，每一个传统都应该有平等的地位和发展机会，西方科学不过是一种具体传统，并不具有特殊的优越性。白种人对少数民族“传播理性、进行启蒙”，实际上是一种权力的宰制，其目的就是要让少数民族放弃自身文化。他甚至指出，古代神话、现代偏见和专家冥想都有可能增进人类知识，如中医、草药和针灸可能会促进医学的发展，因此科学家为了发现真理，必须保留人类一切可能有用的思想。他反对将方法论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在科学史上所有的方法论规则都曾经被违反过。费耶阿本德承认理性对科学进步的重要性，但是又强调，理性原则可能会限制科学进步，既有的方法论规则必须有所突破，才能完成对未知的探究。他甚至提出，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要比理论上的规则和秩序更能促进科学的进步，科学进步的原则是“什么都行（everything goes）”。于是，理论的多元论是迈向真理的途径。一种观点只会包含部分真理，不可能包含所有真理，只有不同意见的冲突才会相得益彰。经验主义者把经验观察看成是客观的，但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纯中立的客观观察，因为任何观察和实验都受理论的污染。

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基本主张的质疑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①经验证据既不能证实一个理论，也不能证伪一个理论，所以真理是难以捉摸的。②理论不是由数据决定的，观察中渗透着理论，理论选择的多种标准导致歧义。③范式是不可通约的，所以科学不可能逐步走向真理。④由于不存在独一无二的科学方法，科学本身也就没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

波普尔和库恩等人的观点引发了20世纪80—90年代有关科学合理性的三次大论战。西奥卡瑞斯（Theocharis）和西莫普勒斯（Psimopoulos）在1987年《自然》（Nature）第329期杂志上发表评论，指责波普尔和库恩等人对科学基本主张的批评过于夸张，有失公允，建议科学界提出恰如其分意见。1987—1988年《自然》杂志先后发表18封信，围绕波普尔和库恩的科学哲学观点展开了激烈辩论。第二次意见交锋是针对柯林斯（Collins）和平奇（Pinch）1993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魔像人：每人所应该了解的科学》。魔像人（Golem）是犹太神话所创造出来有生命而无头脑的泥塑巨人，威力巨大但笨拙危险。柯林斯和平奇借助魔像人强调人类的错误进入了科学的核心，科学家应该向公众提供一个统一说法，把科学这个古老而笨拙的怪物打扮得整齐规范，随后《科学》（Science）、《自然》（Nature）、《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和《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等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性或评论性文章，展开广泛的讨论。第三次意见交锋是由戈特弗里德（Gottfried）和威尔逊（Wilson）1997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科学是一种文化建构》文章引起的，此后发表了多封读者来信，围绕社会学建构主义排斥具体证据而把意见一致作为真理进行了激烈争辩。自1995年以来，这一系列围绕科学基本主张的争论火药味甚浓，被称为“科学大战”。当然，这一系列大论战有助于廓清科学的本质，弄清科学威力和科学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