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科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是社会科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定量方法论与定性方法论之间的“范式战”，以及作为第三种方法论的混合方法研究的问世。“范式战”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而混合方法研究则正式出现在90年代中后期。混合方法研究是定量方法论与定性方法论之间“范式战”的一个未预期后果。混合方法研究把社会科学方法论进一步向前推进，形成了第三次方法论运动或第三种方法论范式。

进入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信息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电脑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调查分析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使用和开发强有力的多变量统计程序，改进调查问卷设计。借助电脑技术，各种数据库纷纷建立，调查数据库极大地提高了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使二手分析成为可能。此外，技术进步还影响了定性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导致了电脑辅助访谈这种新的访谈形式的出现。

这时，尽管定量研究仍旧支配着社会科学研究，但定性研究不再被看成一种“修饰的花边”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失去了霸主地位，定性研究方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有了自己独有的概念、具体方法和理论，而且还有了比较规范的操作程序。符号互动论、阐释学、常人方法论、批判理论、女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视为定性研究方法理论，而访谈、观察、个人经历和文献法被确定为定性研究方法。（Denzin et al．，2000：15）定性研究的操作程序也基本成型，它们包括提出一般定性研究问题的程序，从事实地访谈和观察的程序，以及分析数据的程序等。研究者还探讨了个案研究、扎根理论研究和叙事探究等定性研究设计类型。研究者和学术期刊纷纷把目光投向定性研究方法，比如，1987年《美国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特别强调刊用定性方法的论文。与此同时，一些在定量研究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定量学者也开始涉足定性研究，有的甚至把定性研究看成是通向真理的唯一方法。此外，随着定性研究操作程序的规范化，还出现了电脑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定性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参与”和“倡导”实践。研究者关注下层社会阶层、妇女、种族人群的需要和不平等，探讨种族和文化认同，思考同性恋者的权利，尊重在写作和阅读定性研究报告中的不同观点，将定性研究视为一种公民责任和道德对话，当成推动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

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围绕定量和定性孰优孰劣，展开了大量的对话，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就是所谓的“范式战（paradigm war）”。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心理学领域，克隆巴赫（Cronbach，1982）、库克和坎贝尔（Cook etal．，1979）围绕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格根（Gergen，1973）甚至怀疑社会心理学是否是科学的，质疑支撑着心理学分支学科的实证主义信条，特别是超越时空的通则可能性。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学领域，古巴和林肯（Guba et al．，1985）认为，实证主义原则及其定量方法论已不足信，建构主义及其定性方法论正在崛起。史密斯和赫舒修斯（Smith et al．，1986）甚至提出要关上彼此沟通的“大门”，因为两种范式水火不容使得对话毫无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人类学领域，加德纳（Gardner，1993）质疑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在萨摩亚群岛所做的人类学研究，认为她过度依赖预设性概念，还天真地接受所谓核心受访者的信息。这典型地反映了实证主义对建构主义的批评。此外，评估应用研究领域也发生类似的争论。

在定量和定性的争论初期，研究者主要强调这两种研究传统的差异性和不相容性，它们包括：①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不同的哲学基础。定量研究秉承实证主义的观点，强调价值中立立场，而定性研究认为无法做到价值中立。②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定性研究旨在从整体上深入理解研究对象，而定量研究旨在确定因果关系。③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有不同的研究路径。定量研究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逻辑，而定性研究则侧重于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过程。④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定性研究主要是用文字来进行叙述性说明，而定量研究则强调标准化研究程序。⑤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有不同的主观性成分。定性研究主观成分比较多，而定量研究以中性证据为依据，力求客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差异的质疑声音出现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开始思考将两种研究方法混合起来使用的可能性。例如，大卫·西尔弗曼（Silverman，1985）“激进地”建议将定性数据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方法论出现了两大趋势。第一个趋势是方法论取向的多样化。随着定量方法论与定性方法论之间的分异性不断加大，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取向：一个人可以先进行访谈分析，然后再建立结构方程或多层次模型，最后再用叙事分析来结束研究。方法论取向的多样化，是不同学科与传统之间的互动以及教科书和期刊的制度化机制所造成的结果。目前许多西方社会研究领域已将使用多个研究方法视为理所当然。由于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和复杂性问题的增多，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不论哪种方法，只要适合研究就行，而不再去死抱着某种特定的方法。

第二个趋势是不同方法论之间的融合。尽管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存在着差异，但它们在实践上是经常混杂在一起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针对定量和定性两大范式之间的争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各有长短，彼此不能相互代替，单纯的定性研究与单纯的定量研究都不能解决研究方法论自身的问题。在实践中，一些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探讨结合使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随着方法论讨论的逐步深入，有些人提出了和解之道。在教育和评估研究领域，有些学者（Howe，1988；Reichardt etal．，1994）提出了相容理论或“实用主义”。

正是在这一时期，范式之争在社会研究史上第一次变得中庸了，因为许多研究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立场，对特定研究问题随意使用某种方法论取向。如今，混合方法论试图同时结合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又被称为混合方法研究或方法论混合。

其实，混合方法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许多社会学家、应用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同一个研究中使用了多种方法或混合方法。例如，弗雷（Fry，1934）在《社会调查技术》一书中就包含了“研究的结合方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等章节。他总结了林德《中镇》（1929）所使用的调查方法，提出研究工作通常需要精通一种以上的特殊方法。只有将不同方法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佳结果，这是社会探究创新的一部分。在1959年，坎贝尔和费斯克（Campbell et al．，1959）提出了多元操作主义概念，倡导使用一种以上的测量方法。1966年，韦勃等人（Webb et al．，1966）在《不扎眼的测量》一书中提出了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概念。后来吉克（Jick，1979）和邓津（Denzin，1978）进一步发展了三角互证方法。库克（Cook，1985）倡导“批判多元主义（critical multiplism）”，建议用不同的方法来获得不同的视角。

在1985年以后，混合方法概念和实践逐步得到发展，在项目评估领域得到更广泛运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和论文（Cook，1985；Guba al．，1985；Bryman，1988；Creswell，1994；Greene et al．，1997；Newman et al．，1998；Tashakkori et al．，1998）。如果这些论著刚开始还探讨混合方法研究的可能性，那么到了后来就直接大胆地使用混合方法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对混合方法研究的热情与日俱增，混合方法研究及其应用方兴未艾，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领域。2007年1月，《混合方法研究》杂志问世，显示了混合方法研究日渐流行的发展态势。

混合方法研究作为第三种方法论范式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学者们围绕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近年来约翰逊（Johnson，2008，2009）提出，“辩证实用主义”是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因为“辩证实用主义”作为“中间哲学”主张与多种哲学立场进行持续互动，在研究设计中同等地考虑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概念、预设和实践，辩证地倾听多种立场观点并由此产生综合的研究取向，将定量和定性的真知灼见以及其他有关视角融为一体。“辩证实用主义”中的“实用主义”涉及哲学和方法论实用主义的核心信条，比如拒绝非此即彼的两分法，知识来源于人与环境的互动，知识既是建构的又来源于经验发现，采取多元主义的本体论立场，以及有多条通向知识之路的认识论立场等。而“辩证”则强调混合方法研究者在酝酿混合方法研究的解决方案中，必须认真地倾听和考虑定量和定性视角，与定量和定性视角进行对话，并从这些视角的自然紧张关系中吸取经验教训，对话可以贯穿于研究的每一个阶段。

进入21世纪以后，社会科学方法论多样化和相互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表现为，一方面，社会研究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公共政策决策，社会政策也强调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研究，政府对行动研究方法论（ac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增加了对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关注和投入。另一方面，在量子物理学“包含中间状态逻辑”和模糊数学“多值逻辑”等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启发和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研究方法论，如混合方法研究、超学科研究、参与行动研究、层创方法、自我民族志和“不扎眼方法（unobtrusive method）”等。超学科研究把研究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传统学术圈之外，而参与行动研究和自我民族志则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融合在一起。这些方法论或方法的新变化进一步强化了方法论多样化和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