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成熟时期

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成熟时期，其标志是形成定量方法论模式和程序以及相关教科书的问世。正如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刺激了社会研究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促进了实证研究，特别是问卷调查方法的完善。这个时期被普遍看成是问卷调查的全盛期。尽管实证主义不断遭到质疑，但是在自然科学巨大成就的影响下，定量方法论基本上主导着社会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用“假设—演绎”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

在20世纪40年代，斯托佛（Stouffer，1900—1960）和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1901—1996）改进了统计技术和研究工具，使问卷调查成为主要的数据收集方法，将定量方法论推向成熟。斯托佛等人对群体动力学和社会研究方法进行了研究，他们所著的两卷本《美国士兵》（1949）被看成是现代问卷调查的奠基之作。而1949—1950年出版的四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心理研究》对战时所收集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和研究，成为定量调查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他们所提出的研究设计、抽样方法、问卷设计和分析逻辑已成为当今广为使用的社会统计研究模式。

拉扎斯费尔德进一步发展了测量技术，规范了定量分析法。他强调精确的定量测量和操作化程序，对人的行为和态度进行了有效测量。他将数学模型运用于社会传播的潜在结构和同组分析，率先在社会研究中使用问卷法、同组分析（panel analysis）、多元分析、交叉列表分析、潜在结构分析等定量分析手段。在他的努力下，社会研究的定量化和程序化变得简单易行。此外，拉扎斯菲尔德还对研究方法论进行创新，首创了“专题小组”（焦点团体）访谈法，提倡使用三角互证法，用多种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将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内容分析与个人传记、专题小组和个别访谈结合起来，形成了混合方法研究的基本雏形。

如果说实证调查推动了方法论的发展，那么有关方法的教科书就记载了调查分析的逻辑。在20世纪40—50年代，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教科书相继问世，它们是伦德伯格（Lundberg，1942）的《社会研究：数据收集的方法研究》，杰霍达等人（Jahoda et al．，1953）的《有关偏见的社会关系研究方法》，海曼（Hyman，1955）的《问卷调查设计和分析：原则、案例和程序》等。伦德伯格在《社会研究：数据收集的方法研究》中拟定了顶级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基本步骤：①工作假设；②观察并记录数据；③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分类和组织；④概括成能用于世上所有相似现象的科学定律。伦德伯格认为，他的模式适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后来伦德伯格被看成是极端操作主义者，他的方法也被批评为缺乏理论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实证研究通常是尽力去检验一个理论，而不是尽力去构建一个理论。在这个时期，围绕社会科学统计检验是否有用争论颇多，对问卷调查是否用开放式问题还是用封闭式问题也未达成共识，争论到最后，还是偏向于封闭式问题。

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等社会统计学方法的完善，社会测量法和调查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定量方法论得到进一步完善，达到了鼎盛时期，成为社会研究的主导取向。196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第一，拉扎斯菲尔德、斯托佛和李克特等调查方法先驱者不再活跃于调查工作第一线。第二，调查方法已在制度层面上建立起来（Converse，1987：381）。此后定量方法著作纷纷问世，其中包括：布莱洛克（Blalock）经典的《社会统计学》（1960）和《理论建构：从字面到数学公式》（1969），邓肯（Duncan）的《路径分析：一些社会学的实例》（1966），以及兰德（Land）的《路径分析原则》（1968）。值得注意的是，邓肯用路径分析方法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研究的因果分析，他借助路径分析法对美国职业结构进行了研究，推进了社会分层研究。

不过，随着定量调查方法的走红，相应的批评也日益增多。20世纪50年代以后，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开始对定量调查方法提出质疑。由于拉扎斯菲尔德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人物，他成为主要的批评对象。符号互动论者布鲁默（Blumer）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在批评统计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将拉扎斯菲尔德当成一个靶子，矛头直接指向用来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变量社会学”。他认为，阐释过程是“人类行动的核心”，而“变量社会学”却没有触及其本质。1959年，米尔斯（Mills）在《社会学想象》（Sociological lmagination）一书中也对“抽象实证主义”进行了抨击。

到了20世纪60年代，尽管定量研究还在继续主导着社会科学研究，但是，由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裂痕加大，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质疑更多了。人们逐步认识到，现实是由人类自身参与建构的，知识传递是以社会方式来进行的，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并不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因为定量方法论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和凝固化了。1965年，皮亚杰对“心理测验”提出了批评，认为只做数量研究而不从性质上把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20世纪50—60年代，在日益增多的批评声中，许多最有影响的定量研究者在方法论上采取了后实证主义立场。后实证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延续，尝试对备受质疑的实证主义原则作出回应，不过，它的许多立场与实证主义传统正好相反。20世纪50年代末，后实证主义出版了一些标志性著作，如汉森（Hanson，1924—1967）在1958年出版了《发现的模式》，波普尔在1959年出版了《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这些著作提出了后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①探究中渗透着价值（value-ladenness），因为研究者价值观对研究本身产生影响。②事实中渗透着理论（theory-ladenness），因为研究者所使用的理论、预设或框架也会对研究本身产生影响。③人们所理解的现实是建构出来的。这些原则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后叶定量方法论者和定性方法论者对“现实本质”的某些共同立场。与逻辑实证主义相比，后实证主义似乎更准确地表达了定量研究方法的特点。例如，库克和坎贝尔（Cook et al．，1979）等著名定量方法论者承认，定量方法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因为实验者的偏见会使事实中充满了价值观或理论，从而降低了实验的效度。

对定量方法最致命的打击还是来自实证主义内部。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Lakatos）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实证主义的狂妄，挑战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主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学说思想指出，定量研究还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还可以借助其他研究范式和研究工具来进行。

定性方法论是在对定量方法论的批评声中发展起来的，不过，与定量方法论相比，定性方法论一直处于社会研究的边缘。定性研究方法发轫于19世纪，随着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而发展起来。早期定性研究主要凭主观经验和理论思辨来进行，一度因社会调查运动而引人注目。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和操作规范，主观随意性较大，因而在定量方法论主宰的社会研究领域，长期得不到重视，甚至遭受排挤和打压。直到1967年，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et al．，1967）出版了《扎根理论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一书，才标志着定性研究方法的正式登场。

定性研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对实证主义和定量研究程序的反抗。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促进了科学同生活世界和日常语言的联系，将研究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定性研究，推动了定性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发现，定量研究过于依赖研究者的观点，而忽视参与者的观点，参与者被剥离于实际情境而被置于与个人经历无关的实验情景中。为了反对定量方法论，他们提出了一种替代研究形式，称为自然主义探究或建构主义来弥补这些缺憾。（Guba et al．，1985）这种新方法重视参与者观点，强调语境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