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定性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最早的定性研究是20世纪前后由一批外籍传教士、学者和教授发起并完成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Smith）于1878—1905年对山东农民进行了广泛调查，出版了《中国农村生活》（1989）一书。1917年，美籍教授狄特莫（Ditlmer）指导清华学生对北京西郊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调查。美籍教授古尔普带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调查，著有《华南乡村生活》（1925）一书。美籍传教士甘博古（Gamble）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Burgess）在国外用英文发表了《北京——一个时代的调查》（1921）。

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社会调查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当时有两个著名的社会调查机构：北京“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这个时期的代表性调查成果包括：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严景耀通过参与观察对犯罪问题所做的调查（1927—1930），陈翰笙对无锡、广东和保定三个地区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大规模调查（1929—1930），王同惠和费孝通关于“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调查”（1934）。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比较著名的研究成果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乡土中国》（1946），陈达的《上海工人》等。作为中国革命领导人的毛泽东也是社会调查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寻乌调查》（1930）、《长冈山调查》（1930）等使用了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方法。20世纪40年代初张闻天等人对陕北地区进行了社会调查研究，完成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和《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调查报告。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调查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仍有少数学者到实地进行追踪调查，如费孝通1957年和1980年分别重访了1935年调查过的“江村”。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调查方法也越来越规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定性研究方法在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运用，如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李书磊的《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1999），陶庆的《福街的现代“商人部落”：走出转型期社会重建的合法化危机》（2007）等。一些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中国学者也纷纷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如王铭铭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1997）、吴飞的《麦芒上的圣言——一个乡村天主教群体中的信仰和生活》（2001）。有的海外中国学者用英文写作，然后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里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2000）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和亲密关系——1949—1999）（2006）。也有海外学者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如丹麦的曹诗第（Thoegersen）的《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2005）。20世纪末以来，很多港澳台学者也发表了不少用定性研究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

此外，不少中国学者从方法论的高度对定性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早在1934年，林惠祥的《文化人类学》就对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对象、分科、发展和流派等进行了系统的和通俗的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又有朱红文的《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导论》（1994）、黄淑娉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6）、水延凯的《社会调查教程（修订本）》（1996）、李德洙的《都市人类学与边疆城市理论研究》（1996）、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1997）、袁方主编的《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钟敬文的《民俗学概论》（1998）、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2000）以及陈向明等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评论》（2006）、杨念群的《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2001）、台湾学者胡幼慧主编的《定性研究》（1996）等。在历史学领域，我国学者在对定性资料的鉴别、考据和分析技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也可看成是定性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进展。

目前，定性研究方法在国内一些高校成为社会科学的必修课。20世纪90年代之前，定性研究基本上与定量研究一起教授，学生实地操作和使用的机会比较少。90年代以后，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开始独立开设定性研究课程，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独立完成一项小型的实地调查。一些大学的研究生还自发编撰论文集，将学做定性研究的艰辛、喜悦和顿悟记录下来，如杨钋和林小英主编的《聆听与倾诉——质的研究方法应用论文集》（2001）。近年来，在福特基金会资助的方法高级研讨班上，我国社会科学界也对定性研究方法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和实际操作训练。（莫特纳等，200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