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纷纷从旧哲学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学科。自然科学方法论也成为各门新兴学科的方法论典范。孔德模仿自然科学，将科学方法论直接运用于社会科学，创立了社会学，形成了经典实证主义。狄尔泰和韦伯反对在人文学科中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强调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差异，提出了经典阐释主义。经典实证主义和经典阐释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初步形成。

19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方法论基本成型。威廉·休厄尔（Whewell，1794—1866）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概念。假设检验也成为主要的定量方法论。（Proctor et al．，2006）孔德（Comte，1797—1857）在19世纪30年代提出了经典实证主义。他提出，人类社会和思想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实证主义阶段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阶段。实证精神集中体现了实证主义的内涵，而观察和预测是实证精神的主要特性。孔德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他相信，科学是建立在事实和合法关系基础上的。由于所有其他知识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因此科学是通向知识的唯一道路。尽管因果关系在当代定量方法论中举足轻重，但是他却把因果关系视为科学所不屑的形而上学概念（Laudan，1971），这大概受到康德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所有科学所探究的对象是人们所经验的东西，这一观点成为后来实证主义者深信不移的信条。

狄尔泰（Dilthey，1833—1911）和韦伯（Weber，1864—1920）反对将自然科学方法论直接应用于人文学科，强调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形成了经典阐释主义，构成了定性方法论的基本学说思想。狄尔泰认为，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并不适合于人文学科研究。他认为，社会是有人参与其中的，研究者无法绕开活生生的人，只能透过人的阐释历程，从整体上去把握社会现实。在他看来，理解适用于人文学科，而解释适用于自然科学。前者涉及主观意义，而后者涉及客观规律。狄尔泰的观点反映了现代阐释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立场。韦伯与狄尔泰一样也反对实证主义，主张通过非量化的“移情理解（verstehen）”来研究人的行为。韦伯和狄尔泰都主张用理解对历史行动者进行研究。对他们来说，理解语境和价值观都是至关重要的。韦伯还试图通过理解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主观层面结合起来。这种科学两分法对定性方法论和混合方法论都是至关重要的。

19世纪5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进一步推进了定量方法论。达尔文在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中系统地阐发了生物进化论思想，他表明，如何通过自然选择来产生新的物种。达尔文进化论挑战了柏拉图有关真理固定不变的思想，反驳了“所有现象最终都是由物理规律所决定的”这条自然科学还原主义预设。达尔文进化论还体现了混合方法论立场：多元方法视角，接受多种知识，秩序和变化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某些领域会比其他领域更有规律性。

在19世纪中叶，阿道夫·凯特勒（Quetelet，1796—1874）率先将概率论思想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被称为近代统计学之父。他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性，人们通过计算统计指标可以揭示这些规律。他首次在社会科学领域提出大数律思想，并在大数律基础上提出统计学理论，他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是受到大数律支配的。他还应用概率统计学来分析法国的犯罪问题，提出了“平均人”概念、人口特性的正态分布律，以及“道德素质”概念的操作化指标。

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高尔登（Galton，1822—1911）用统计方法对人的身高代际遗传进行研究，提出了相关分析和回归的概念。1879年，冯特（Wundt）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提出了用实验法和观察法来分析社会心理现象，促进了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应用。1900年卡尔·皮尔逊（Pearson，1857—1936）把生物统计方法提升为一般统计方法论，将概率论与统计学融为一体，成为“现代统计学的创立者”。皮尔逊提出了众数、标准差、正态曲线等一系列统计学概念，继高尔登之后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提出了卡方检验法、相关系数等计算公式。1908年，皮尔逊的学生戈塞特（Gosset）以笔名“学生”提出“学生检验”即t检验，开创了小样本统计理论。此后不久，要素分析方法也相继问世。此外，涂尔干（Durkheim，1858—1917）也主张从事定量社会研究，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把社会事实当成研究对象，当成自然科学中的物，用实证方法以及确凿数据来表达社会事实。

进入20世纪以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进一步深化了对自然界的认识，将一个绝对的、机械装置般的世界变成一种概率性的，甚至矛盾的世界。为了突出物理革命新方法的经验性质，布里奇曼（Bridgman，1882—1961）把爱因斯坦等人所使用的方法概括为“操作方法”。他在《现状物理学的逻辑》（1927）一书中提出了操作主义测量理论，主张用测量中所使用的经验操作来定义科学概念，因为科学概念与相应的操作同义，凡不能由操作界定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经验主体的操作既是唯一的、确定的，又是可重复的、可执行的。这个思想后来衍生出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可验证性原则（verifiability principle）。

在物理学革命的影响下，定量方法逐步取代了哲学思辨方法，在社会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0世纪20年代，描述性统计分析逐步成熟。1923年费舍尔（Fisher）提出了区间估计理论和方差分析方法，完善了小样本理论，阐述了著名的实验设计原理。在20世纪30年代，推论统计学也发展起来，可以从样本推断出总体的信息。随着统计分析工具的发展，各学科加速分化，定量方法逐渐主导着社会和行为科学研究，似乎具有最远大的未来，大多数新兴学科都梦想成为一门“科学”。在此背景下，伦德伯格（Lundberg）倡导社会研究的定量化和社会学操作主义，试图把社会学变成真正的“社会物理学”。在他看来，人类行为具有像重力规律一样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态度量表”等社会测量工具来预测各种社会规律，测量手段和操作程序越标准，预测结果就越精确。

1929年，卡尔纳普（Carnap，1891—1970）等人发表《维也纳学派：科学的世界观》，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的正式形成。逻辑实证主义者将传统实证主义与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推崇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把科学方法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方法。科学主义是指科学知识是唯一真实知识的学说观点。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是可以被量化的，只要以感觉经验为依据，进行正确的逻辑推理，用概率论来修正结果，就一定能得出科学结论。哈金（Hacking，1983：41-42）概括了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①可验证性原则或经验证实原则，采取一种亲观察（proobservation）的态度；②反因果性立场，偏好规律般关系，淡化解释；③对现实采取一种“反理论”的立场，比如反对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可验证性原则表明，在认知上，唯一有意义的陈述是，数学和演绎逻辑等分析性陈述，以及可用经验来验证的陈述，其他陈述如价值陈述等都是毫无意义的。尽管如此，逻辑实证主义面临着两个主要难题：①它根据证实逻辑，假定了经验研究能够证明普遍性命题。然而，问题在于，数据支持假设并不意味着证明了科学假设或理论，因为这在演绎逻辑上犯了肯定后件的论证错误：如果p，则q；q，因此p。②逻辑实证主义依赖于理论陈述与观察陈述之间的区分，并不能坚持到底。

波普尔（Popper，1902—1994）也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逻辑（verificationism）提出质疑，不过，他的解决方案是证伪主义（falsificationism）。在他看来，人们无法在演绎上（如在结论上）证实一个科学命题，但是人们可以在演绎上（如在结论上）证伪一个命题，因为证伪主义依赖于“否定后件假言推理”的论证形式：如果p，则q；非q，因此非p的。当然，证伪主义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能抛开其他所必需的预设和条件来检验一个假设，这就是假设检验中的“杜恒-奎因原则”或整体主义原则。（Teddlie et al．，2009）逻辑实证主义在争论中进一步调整方法论立场，用较弱的验证（confirmation）来代替强烈的证实，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后实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