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定性研究的历史分期

定性研究在西方国家演变的历史复杂，对定性研究的历史分期尚未达成共识。邓津和林肯（Denzin＆Lincoln，1994）将北美的定性研究的演变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传统阶段、现代主义阶段、类型模糊阶段、表达危机阶段、最近发展阶段、现阶段和未来可能发展阶段。①传统阶段：从20世纪初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916）民族志研究和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研究为主要代表。这一时期的定性研究专注于异文化、外国或奇风异俗等题材，在叙述与诠释方面还或多或少地带有追求客观性的倾向。民族志研究题材多半聚焦于异国文化，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则专注于当地社会的外来者或边缘人。②现代主义阶段：此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其显著特点是试图将定性研究形式化或正规化。为此，美国出版了较多的相关教科书。目前美国学术界仍然可以看到与格拉泽和斯特劳斯（Glaser et al．，1967）信念相似的观点。③领域模糊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以格尔茨（Geertz）的模糊类型（blurred genres）为其代表。各种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同时并存或混合拼用。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论、现象学、符号学或女性主义等影响加大，文本分析、语义分析、内容分析、符号学、结构主义等方法开始进入定性研究的范畴。这个时期常用的定性方法包括扎根理论、个案研究、历史研究、传记研究、民族志行动研究和临床研究等。④表达危机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定性研究出现了表达的危机。民族志的发展从整体上给定性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定性研究者认为，研究和写作本身就是权力、社会阶层、种族和性别的反映。在这个时期，表达被看成是研究发现或研究结果一部分的观点，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按照此观点，定性研究就变成了建构许多真实版本的持续过程。比如研究者所呈现的有关某一事件访谈的版本，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所发生的真实情形。不同的研究者或不同的提问情境，访谈的对象所提供的版本可能不一定相互呼应。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试图对访谈结果进行诠释，将研究发现进一步整理成可发表的成果时，研究者实际上生产了一个新的版本。不同读者对于图书、文章或报告中研究者所生产的版本，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这样一来，各种新版本也就层出不穷。在这其中，每一次阅读所内含的特殊旨趣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此语境下，对研究与发现的评估就变成了对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这又进一步涉及定性研究评价标准的有效性问题。⑤最近发展阶段：邓津和林肯将定性研究的最近发展确定为第五个阶段。主要的特点是：多样而分歧的叙事已经取代了普遍而统一的理论，或者说理论被解读为叙事。这意味着大叙事的时代已经终结。叙事的论调转变为小叙事或小理论，更贴近特定的、局部的、区域性的和历史的非普遍性情境和问题。⑥现阶段：现阶段也就是邓津和林肯所确定的第六个阶段，其主要的特点是，后现代时期的新形态书写。与此同时，定性研究议题也开始与民主政策产生关联。⑦未来可能发展阶段：定性研究的未来可能发展被确定为第七阶段。由于这个阶段尚未发生，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探索。

弗利克（Flick，2007：11-14）将德国定性研究的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①进口阶段，这一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德国将许多美国定性研究的论著翻译成德语。例如，民族志和符号互动理论等。②原创阶段，这一时期主要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在这一时期，德国产生了两个原创性定性研究方法，即舒茨（Schtüze）的“叙事访谈法（narrative interview）”和奥威尔曼（Oevermann）等人的“客观诠释论（objective hermeutics）”，这两种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促进了德国定性研究的发展。③定性研究方法的落实和程序性问题。这一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在这一时期，有关定性研究成果的有效性和类推的可能性、研究成果的呈现和透明度等问题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同时，电脑技术运用于对这些大量而非结构化的定性研究数据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