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定量研究的历史

在方法论历史上，定量研究曾是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主导性范式。定量推理广泛存在于社会研究中，在定量建模、测量、抽样、电脑化、数据分析、假设检验、数据储存和检索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定量研究在西方和我国经历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定量研究在西方的发展

定量研究在西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成熟和鼎盛阶段”“衰落阶段”三个历史发展时期。

（1）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社会学定量研究手段主要源自数学和统计学等自然科学。定量分析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和中国古代。古希腊已有统计技术的萌芽。文艺复兴以后，培根倡导在自然科学中使用观察实验方法。霍布斯（Hobbes）继承了伽利略的传统，提出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研究人类现象。17世纪中叶，英国威廉·配第创立了统计学，他用分组法和图表法等统计技术来分析英国的经济状况，计算了一系列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19世纪初叶，孔德首次提出用自然科学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分析，使社会学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在19世纪中叶，法国阿道夫·凯特勒（Quetelet）率先将概率论思想引入社会研究，被称为经验社会学之父。他用数理统计学来分析法国的犯罪现象，提出了“平均人”概念、人口特性的正态分布律，以及对“道德素质”概念的操作化指标。1879年，冯特（Wundt）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提出了用实验法和观察法来分析心理现象，促进了实验法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应用。涂尔干（Durkheim）支持定量社会研究，主张社会科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用实证的方法以及确凿数据来表达社会事实。然而，韦伯反对实证主义，主张通过非量化的“理解（verstehen）”方法来研究人的行为。韦伯和涂尔干都看到了方法和理论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两人都撰写了有关方法的著作。（韦伯，1999；迪尔凯姆，1995）

进入20世纪以后，定量方法逐步取代了思辨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20世纪20年代，描述性统计分析日益成熟。在20世纪30年代，推论统计学得到飞速的发展。伦德伯格（Lundberg）不遗余力地推进社会研究的定量化，积极倡导社会学的操作主义。在他看来，人们不会先处理一个概念，然后再去测量它，因为人们把测量当成界定概念的一种办法。他举例说，某个概念的含义不是给这个概念下定义，而是这个概念的量表所测量的东西。他认为，量化概念存在于日常思想中，也存在于口头社会研究中。社会学中到处充满着定量概念，无需由外部人为植入，也无需经过特殊的符号化处理。例如，许多、少许、几个等词就包含有定量的意思。

（2）成熟和鼎盛阶段。在20世纪40—70年代初，定量研究主导了社会科学研究，研究者们用“假设—演绎”模式来研究社会现象。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和斯托佛（Stouffer）继伦德伯格之后为定量社会学奠定了基础。拉扎斯费尔德进一步发展了测量技术，对人的行为和态度做了卓有成效的测量和研究，率先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了问卷法、同组分析（panel analysis）、多元分析和潜在结构分析，开创了定量调查分析法，进一步规范了社会学经验研究。在他的努力下，社会研究的定量化和程序化变得有效易行，他的理论和方法被学界称为哥伦比亚学派。斯托佛四卷本《美国士兵》是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他所提出的研究设计、抽样方法、问卷设计以及分析逻辑已成为今天广泛使用的统计研究模式。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抽样理论和统计检验的引入，社会测量法的推广，定量社会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定量社会学研究达到鼎盛时期，大量的定量社会学论著问世。它们包括：布莱洛克（Blalock，1960）的《社会统计学》^[1]，凯默尼和斯奈尔（Kemeny，Snell，1962）的《社会科学的数学模型》，怀特（White，1963）的《亲属关系剖析》，科尔曼（Coleman，1964）的《数学社会学概论》和《社会理论基础》，邓肯（Duncan，1966）的《路径分析：一些社会学的实例》，兰德（Land，1969）的《路径分析原则》，布雷拉克（Blalock，1969）的《理论建构：从字面到数学公式》，怀特（White，1970）的《机会之链》，艾贝尔（Abell，1971）的《社会学模型建构》，布雷拉克（Blalock，1971）的《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模型》，费拉罗（Fararo，1973）的《数学社会学》，贝利（Bailey，1974）的《集群分析》等。但是，也应该看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波普尔（Poper）的“证伪主义”、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Lakatos）的“精致的证伪主义”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观点纷纷对实证主义提出质疑，动摇了实证主义在社会研究中的霸主地位。

（3）衰落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定性研究的崛起，实证主义在形式上已有所改变，出现所谓的新实证主义或后实证主义。华莱士（Wallace）、特纳（Turner）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是其代表人物。华莱士提出，科学社会学主要目标是作出可靠预测，社会学应该关注规律性东西，构建共同的标准，追求可能性知识及其真实性。特纳在理论层面上坚持实证主义观点，提出重建“社会物理学”口号。亚历山大强调，要提升实证主义的解释力，就要更新实证主义的内容。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包括：费拉罗（Fararo，1989）的《普通理论社会学的含义》，布雷拉克（Blalock，1982）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化和测量》等。

（二）定量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古代就有以课税和征兵为目的的人口统计调查，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在我国出现得比较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我国的社会调查基本上是由西方学者把持的。直到20世纪20年代，我国才有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社会调查工作。陈达对北平城府村居民和清华校工所做的生活费调查是我国最早的社会调查。此后，比较著名的社会调查有：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长冈乡调查》（1933）。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乡村家庭》（1929）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李景汉将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结合起来，使用了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设计了314个统计表格，初步建立了我国农村调查的统计指标系统。严景耀对我国犯罪问题进行调查并作了统计分析（1927—1933）。陈瀚笙对无锡、广东和保定三地区农村进行了社会经济调查（1929—1930），这些都直接促进了20世纪30年代广泛的社会问题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比较著名的社会调查有：毛泽东的《关于农村调查》、陈达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1938）、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3），以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1946）等。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性的调查研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恢复和发展，学术性社会调查有了新的发展。针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我国社会学者已经在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