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对定量研究的批评

多年以来，定量研究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占优势地位的研究方法，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方法研究的崛起，其优势地位有所削弱，但它依然是社会研究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的主要优势在于，首先，定量研究秉承自然科学假设—演绎的研究传统，使用数理统计技术，尽量做到客观。其次，定量研究具有标准化程序和结构化研究过程，可以把研究发现在较大范围内作比较，推广到更广泛的总体，只要研究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就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应用。再次，定量研究能够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实现对理论的验证或证伪。定量研究方法这些优势是其他研究方法很难望其项背的，这也许是定量研究方法多年来历经风雨而不倒的一个原因。

当然，优势与不足常常相伴而生。定量研究的主要局限包括：首先，定量研究有关简化论和信度的预设其实就预示了它的局限性。定量研究通过操作化定义把复杂的概念结构简化为一系列测量活动，研究结果只不过是在操作化定义所规定的有限范围内做出的，因而只具有有限的普遍价值。其次，定量研究专注于社会现象的微观方面，在一定时间内测量一定的变量，很难涵盖整个社会过程，无法完整地反映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再次，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决定了研究发现的优势和应用性。定量研究无法超越测量内容和手段进行普遍性推广。最后，定量研究的普遍性和显著性都依赖于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是一把双刃剑，所有统计分析都要考虑误差问题，正是因为误差，显著性检验表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人们早就意识到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对定量研究的批评和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19世纪末，狄尔泰（Dilthy）就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世界观基础“实证主义”提出异议。他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无法成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社会是有意识的人参与其中的，研究者不能无视活生生的人，而只能透过人的释义历程，从整体上来把握社会现实。狄尔泰的观点反映了新康德主义和现代阐释学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立场。当然，对实证主义根基的真正动摇还是从实证主义内部开始的。20世纪中后期，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Kuhn）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Lakatos）的“精致证伪主义”和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等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实证主义的根基，挑战了实证主义的权威地位。它提醒人们，定量研究方法还不足以充分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还要借助其他研究方法来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定量研究的全盛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方法论立场、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上质疑定量研究的适当性。1965年皮亚杰对“心理测验”提出了批评，认为只从数量上进行研究而不从性质上去把握是毫无意义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逐步意识到定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开始对定量研究的局限性进行反思，并重新审视定性研究方法本身。尽管定量研究方法仍在社会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定性研究已不再被视为一种“修饰的花边”。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证主义范式独霸天下的局面已成为过去，不断发展的阐释主义观点或现象学观点纷纷出现。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方法不再一枝独秀，定性研究方法逐步成熟并发展起来。20世纪80年代，围绕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孰优孰劣，展开了大量的对话和讨论，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所谓的“范式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混合方法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定量研究方法又面临定量方法、定性方法和混合方法这三种方法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定性研究方法和混合方法研究崛起和发展，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多。

多年以来，定性研究阵营对定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批评。当反思和总结这些批评时，很难辨别这些批评的具体出处和来源。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对它们进行分类，它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对定量研究一般研究策略的批评，对定量研究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批评，对定量研究所涉及的具体方法和研究设计的批评。下面分别讨论这些批评。

（1）定量研究未将人和社会组织与自然世界区分开。这里的“自然世界”一词出自舒尔茨（Schuts，1962）。舒尔茨等现象学家指责社会研究者使用自然科学模型，把社会世界当成与自然秩序毫无差别的东西。针对“科学方法可以应用于所有现象”这个实证主义的核心原则，他们指出，这个研究策略或方法无视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根本差别，因为人类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能够解释他们自己身边的世界，但是分子、原子和电子等自然科学的对象并不具有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

（2）测量过程的精确性和准确性是人为和虚假的。定量研究者所提出的测量指标与这些指标所反映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假想关系，并非真实关系。西库列尔（Cicourel，1964）因而提出了“命令下的测量”概念。他提出，测量效度也无助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正是测试本身造成了“命令下的测量”。西库列尔（Cicourel，1964：108）认为，测量过程是漏洞百出的。例如，它假设当受访者回答问卷问题（即概念的一个测量指标）时，他们会对问卷中的核心概念有相同的理解或解释。然而，受访者并没有对这些核心概念作出相同的解释。于是定量研究者用固定选项问题代替原有的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并未真正解决含义本身的问题。

（3）对工具和程序的依赖隔断了研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与生态效度有关。在定量研究中，许多方法都依赖于工具和程序，例如，结构化访谈和自填式问卷过于依赖对被试研究工具的管理，实验研究要通过控制环境来确定其影响。然而，正如西库列尔（Cicourel，1982）所说，研究者如何知道受访者是否具有答题所必备的知识？研究者如何知道受访者是否把这些问题看得像日常生活一样重要？如果让受访者回答一组有关种族偏见的问题，研究者能否确定受访者对“什么是种族偏见”“什么是其表现形式”具有相同的意识，能否确定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同样的关注？研究者可以进一步探究受访者的回答如何关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受访者可以回答有关种族偏见的问题，但是受访者的实际行为可能与其回答并不相一致。

（4）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把社会生活静态化。定量研究秉承客观主义本体论立场，把社会世界非人化或物化了。布鲁姆（Blumer，1956：685）批评说，定量研究旨在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忽略了人们的界定和解释的过程”。例如，人们并不知道研究者所提出的两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之间的表面关系。定量研究忽略了事件对个人的意义，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研究发现究竟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于是，定量研究创造了一个静态的社会世界，而生活其中的人们却与这个静态社会世界毫不相干。

从上述批评可以看出，定性研究者从阐释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出发，把社会世界看成是人的产物，强调个人看法的意义，突显了定性研究策略的价值。这些批评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未必全部正确。正因为这样，定量研究者也对定性研究提出一系列反批评，这就是两大阵营“范式战”的主要内容。随着批评与反批评的不断交锋，一部分学者从中汲取力量，提出了混合方法研究，从另一个侧面推进了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的发展趋势中，混合方法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取向。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定量数据分析软件更加简便易行，定量研究从电脑分析软件发展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定量研究者正在努力使定量研究不仅更加先进，而且为普遍大众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