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和含义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定量方法主宰了社会科学研究，实证主义立场备受推崇，基础研究成为主要的价值导向。研究者信奉价值中立，用“客观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20世纪最后20年发生了所谓“定性革命”，定性方法登上历史舞台，应用研究受到重视，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解释主义和建构主义也备受关注。定性研究被看成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定量方法的一种反动。定性方法的出现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范式争论，即所谓的“范式战”（Gage，1989），两大阵营围绕范式或世界观对对方的研究方法、程序严谨性以及结果效度进行了批评。

在两大阵营激烈争论的同时，出现了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结合起来使用的“混合方法”。混合方法研究作为兼具这两种方法长处的一种实用技术，成为这场“范式战”一个未预期的后果。尽管混合方法研究仍未完全成熟，但是它一开始就是以定量方法论和定性方法论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出现的，被西方学者看成是继定性方法论和定量方法论之后的“第三条道路”（Gorard et al．，2004）、“第三种研究范式”（Johnson et al．，2004）、“第三次方法论运动”（Teddlie et al．，2008）和“第三种研究共同体”（Tashakkori et al．，2003）。

混合方法研究的目的是“意义提升（significance enhancement）”。根据柯林斯、奥屋格普兹和萨顿（Collins et al．，2006）的观点，“意义提升”是使用混合方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它包括使用混合方法的五个目的（Greene et al．，1989）：①“三角互证”，即把定量数据的分析结果与定性数据进行比较；②“互补”，即在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其他方法的结果的比较中寻求解释、例证、改进和澄清；③“发展”，用一种方法的结果来丰富另外一种方法的结论；④“引发（initiation）”，即揭示研究问题重构过程中似是而非的观点和矛盾，描述数据中出现的新观点；⑤“扩展”，通过使用多种方法来扩大研究的广度和范围。

混合方法的中心假设是，用两种方法比用一种方法能更好地理解研究问题。约翰逊和奥屋格普兹（Johnson et al．，2004）认为，混合方法研究是指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或掺和了不同研究策略的研究：“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了定量和定质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它与定量研究方法或定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在同一个研究中运用一种或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塔沙克里和特德莱（Tashakkori te al．，2003：711）把混合方法定义为“一种把定性和定量方法用于问题类型、研究方法、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和/或推论的研究设计”。在《混合方法研究》杂志的创刊号上，混合方法被定义为“调查者在一个单独的研究或调查项目中对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进行收集、分析、混合和推断的研究。”（Tashakkori et al．，2007：4）

混合方法是一种带有哲学假设、兼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研究设计。作为一种具体方法，混合方法关注收集和分析数据，强调在单项研究或一系列研究中混合使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混合方法问题指导着混合调查研究，它可用文字数据或数字数据来回答。问题在混合方法中占有中心地位。混合方法数据分析涉及对统计和叙事数据的分析技术，以及其他混合方法特有的策略。在混合方法研究中，调查者需要在统计分析和定性分析之间进行熟练地切换。一般而言，混合方法论者应该精通定性和定量的经典著作以及混合方法研究著作（Creswell，1994，2003）。

混合方法还有其他一些资料收集和分析技术。把混合方法研究看成是一种纯粹和精确的“方法”，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认同。但是，混合方法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研究设计，它既是调查方法又有哲学预设。作为一种方法论，它涉及指导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哲学预设，以及在研究过程每个阶段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的混合。一些混合方法研究者认为，混合方法是另一种与定量方法论或定性方法论并驾齐驱的方法论，它有自己单独的哲学假设和理论立场。从本质上讲，所有研究方法背后都有规范调查者研究的哲学预设。方法论一词意味着研究过程的复杂性，混合方法研究假设了一种或几种世界观，强调了应用的导向。但是，大部分混合方法调查者对它背后的哲学导向并不感兴趣，这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范式战”并没有影响到许多混合方法研究者的原因。他们可能更感兴趣的是研究问题本身，而不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