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陕北民歌，是在黄土高原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用文化地理学家的观点看，黄土高原是培养、塑造这种民间歌曲的决定性因素。黄土高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除了汾渭、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宁、青川区等少量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地区外，大多数是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水土流失严重、旱灾涝灾频繁的贫瘠之地。这里海拔不高，多数在2000米以下，虽有一些较平坦的黄土塬，但沟深壑多，雨量偏少，春秋季节风多，沙化严重。凡此，都造成了这一地貌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

如果说以上只是广义上的黄土高原特色的话，那么，处于这个高原中心的陕北更是黄土高原地理地貌的一个典型。具体而言，陕北黄土高原自身形成一个由北而南的狭长带形，这个狭长带刚好嵌入由东部之山西高原、北部之内蒙古高原和西部之陇东高原组成的马蹄形之中。它的南端则以黄龙山为界与关中平原形成了地理地貌上的落差。陕北在行政区划上包括南部的延安和北部的榆林两市。其界限北至府谷古城，西至定边红柳沟，东至黄河西岸，南至黄陵偏桥。在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560余万陕北乡亲。与周边黄土高原诸邻相比，陕北黄土高原内部塬、梁、峁、壑及丘陵、沟川纵横交错的状貌，不仅凸显，而且更具统一性；河里流黄水，黄土地上刮黄风的地域特色更加普遍，而在自然条件影响下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农牧并举，种植谷子、糜子、青稞、玉米、高粱、豌豆、黑豆等及居住窑洞等方面，均成为黄土高原自然人文景观最明显的标志。它们当中的每一种因素，都对陕北民歌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整个黄土高原社会经济自我封闭的大格局中，由于陕北与周围四邻存在的某些自然边界，如东侧之黄河，北面、西北面之沙漠、长城，正西之土塬、丘陵，南边之低山，使这里又在一个“大封闭”的格局中建构了自身相对的“小封闭”境域，从而更加强化了陕北经济、社会、文化与外界的隔绝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传播中因地理条件而促成的一种较普遍的“隔绝机制”。它对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对于地域性传统艺术的保存、保护、沿袭，却十分有利。陕北的民间艺术之所以在上千年传播中保持并强化自己的独特个性，既得益于它们与当地生产、生活和当地民众精神的密切融合，更受惠于这种“隔绝机制”所建构起来的天然屏障。

诚如这里老百姓所唱：“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陕北民歌就是根扎在黄土高原上的大树，千百年来它随时都在吮吸着黄土地里的养分，并让其一枝一干、一叶一脉的飘动都回响着高原之声。

陕北黄土高原不仅黄土深厚，它的文化历史也非常悠远。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栖息地、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和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家发掘出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延安各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马家窑类型文化遗址，榆林市绥德县义合镇天河畔、田家岔乡寨墕山仰韶文化类型遗址和义合镇党家沟四十里铺镇暖泉沟龙山文化遗址等，集中反映了6000年到4000年前陕北农耕文化的兴起和逐步繁盛。而分布于榆林、绥德一带汉代画像石、画像砖艺术，又使陕北成为全国同类文化遗址分布最密集的五大地区之一。它们所呈现出的区域性特征，为日后陕北民间艺术更富于地域个性和自成一体提供了类似“基因”的种种元素。我们从历史学获得的另一个启示是，自上古时期开始，这里就是边疆民族与中原帝王们的一块长久纷争之地。在无法计数的征战中，陕北留下了诸多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印迹，戎狄、匈奴、突厥、鲜卑、西羌、蒙古民族等，曾一度成为这里的居住成员。当地民众一方面延续着中原一带主流文化的“底色”，同时又不断加添了北方诸民族文化的某些异彩，在漫长的吸收与冲撞过程中，陕北黄土文化凝聚了一种不同于中原文化的震撼力。在经济生活方面，谷子、糜子、玉米、荞麦、黑豆等耐旱耐寒的粟类农作物，一向是陕北农民耕种的主要品种，它因此已被称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粟种区”之一。同时，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的频繁交流以及地理物候提供的相应条件，使养殖放牧也成为陕北经济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陕北高原也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农耕文化区，而是一个以农耕为主、农牧并举、农耕与草原文化相兼相融之区。这样，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陕北人的经济生活、生产方式反而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点看起来无足轻重，但当我们想到陕北的放牧者也是一个重要的民歌传唱群体时，它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了。

如果说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给陕北民歌的传承、创造提供了相对独立而又自由驰骋的空间，那么漫长的历史积淀、特别是上古时期温和湿润的气候造成的良好生态植被与中古以后气候转变、生态遭破坏、经济贫弱的“沧桑变化”所带来的物质、精神生活的巨大反差，以及多民族融合、多样经济重叠等因素的影响，使陕北民间文化、陕北民间艺术和陕北民歌有了代代累积、层层加厚、不断打磨而最终赢得“沉郁”“博大”美名的难得机遇。可见，以上时、空两大因素，是真正成就陕北民歌的关键。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民歌，之所以不同于周边其他黄土高原的民歌，不同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民歌，根源全在此。

民俗，是民间社会的“生活文化”，也是各类民间艺术的源头和依托。民俗既由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又归它们享用和传承。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多数民俗学家认为，一个民族或某个地域的民俗，主要由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组成。

民歌作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反映民俗生活的许多内容，又在一定的民俗场合传唱，二者形成了十分密切、相互依存的关系。陕北高原的民俗遗存异常丰富，物质方面如居住窑洞、戴“羊肚子毛巾”等；社会方面如民间婚丧礼仪、春节社火、脚户们的“赶脚”生活等；精神方面如星罗棋布的寺庙道观、民间巫术、求雨祭祀、民间剪纸、歌舞、小调、说书、酒曲、鼓吹乐演奏等；语言方面如方言、谚语、歌谣、俗语等。陕北民歌与陕北民俗可谓在一块土地上长成的两棵姊妹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映衬，相互彰显。民俗以其丰饶恢弘的文化蕴涵滋润着民歌的一词一调，民歌则以自己生动无比的文学、音乐语汇融贯到民俗生活的每个场景。我们先从陕北人把自己喜爱的山歌称为“信天游”这件事说起。“信”在汉语中有十多种含义，但它的第一义就是“言语真实、诚实”，所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言而有信”是也。这就说明老百姓所歌所咏全是自己最真实的“信言”，是真人真情的表露。“信”同时又有“任凭、随意”之义，我们平常注意的主要是这个含义，并将之与后面的两个字连在一起，指出它追求歌腔的自由、悠长，同时在内容上也是随心所至、漫天而歌。老百姓选择“信天游”时，将这两层意思都容纳进去了。他们希望这种充满真情的声音又高、又长、直冲天际，并随意飘洒在四方。如果追溯地理、心理的根由，则它来自高原人站立在黄土地上仰视那清澈如明镜、“蓝格英英的天”的真实感受，又与他们对民歌本质的认知心理直接相关。再以陕北高原社会中一个特殊阶层——脚夫为例，“脚夫”又称“脚户”“赶脚的”“捎脚的”等。20世纪50年代以前，陕北高原无机械化交通工具，各地运货、驮人全靠终年赶着驴骡的脚夫完成。他们是在陕北高原这一特殊地理环境、特殊社会经济状况下形成的一个劳动群体。与之相似的还有云贵高原上的“马帮”和丝路上的“驼队”。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境况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让他们对高原的自然、社会产生了比平常人更多、更强烈的感受。特别是常年行进在空旷、寂寞的黄土地上那些无尽的沟壑峁梁之间，或者是晚上歇息在简陋的大车店时，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唱歌。这些歌，有些是从他们所往来经过的地方听来的，有些是他们自己即兴编成的。于是，他们既是陕北民歌的传人，又是民歌的创造者。他们的出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歌声，本身就是陕北黄土高原民俗的一面镜子。其中，有的属于经济民俗，即他们特殊的劳动方式；有的属于社会民俗，即他们作为一个阶层在黄土高原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在歌唱中反映的与周围民众的关系等；还有的属于精神、心理、语言民俗，即他们的自然观、人生观和感情世界等等。总之，脚夫及其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丰富无比的民俗世界。

从以上意义上说，陕北民歌既是陕北文化地理的反映，也是陕北社会历史的反映。同时，陕北民歌又与陕北农业生产、民俗风情及方言土语等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怪有人会说，走进陕北就走进了陕北民歌，走进陕北民歌也就走进了陕北。如果说，陕北是地理、行政意义上的陕北，那么陕北民歌就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陕北。如果把陕北比作一条生命，陕北民歌就是流淌在这一生命躯体里的鲜活的血液。

乔建中（摘自《陕北民歌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