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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务
1.3.2 第二节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第二节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自由贸易理论最早是由法国的一些重农主义者和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提出的,完成于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首先由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提出国际分工,实行自由贸易。后来由大卫·李嘉图继承并进一步发展完善。

一、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建立起市场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他花了10年时间,于1776年写出了一部奠定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部著作中,斯密第一次把经济科学所有主要领域的知识归结成一个统一和完整的体系,而贯穿这一体系的基本思想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斯密的贸易思想是其整个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 人物介绍2-1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

亚当·斯密于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的克尔卡迪小镇。他的父亲曾做过律师、秘书和克尔卡迪海关监督,在斯密出生前两个月去世。母亲出身于苏格兰贵族,笃信基督教。斯密自小体弱多病,三岁时他独自一人从其外祖父家外出游玩,被吉普赛人拐骗失踪,但不久便在郊外找到。

斯密少年时就读于苏格兰最有名的公立中学。在中学时期,他就以学习努力、求知欲强和记忆力过人闻名。14岁时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世界著名的数学家罗伯特·辛姆森和英国功利派创始人、苏格兰哲学之父赫契森都在该校任教。赫契森讲授道德哲学,斯密随班听课,深受赫氏影响。赫氏的天赋自由权利思想,对斯密影响最大。斯密后来所持的自由主义思想,就是由于这时期受到赫氏的自由权利思想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斯密当时专攻数学和自然哲学。他在赫契森影响下,开始认识到道德观念是客观存在的,认为道德是一种美德。

1740年,斯密修完大学课程,被授予硕士学位,同时获得史聂尔奖学金(这项奖学金是资助格拉斯哥大学毕业生前往牛津大学学习神学,回来之后从事教会职务),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入学不久,经赫契森介绍,他和大卫·休谟结识。1748年,斯密自牛津返回克尔卡迪,并于同年前往爱丁堡作公开讲学。1751年,斯密就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他讲授伦理学、道德哲学等课程,他的讲课颇受学生好评,一时成为群众崇拜的偶像。在这期间,他和休谟成为莫逆之交。1759年4月,斯密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出版(他的另一部著作《言语起源论》也同时问世),轰动文坛,斯密更加声名远扬。《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人们是怎样具备辨别是非的道德观念的,答案在于人们必须要将自己放在公正的旁观者的立场上,这样在判断事物时才能不仅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更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正如良知一样,这种公正客观的立场督促人们行事遵守正确的道德准则。

之后他对伦理学的兴趣下降,转而专心于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764年初,他开始创作我们熟知的《国富论》,经过十年的埋头写作,1776年3月9日,《国富论》初版问世,这一年斯密52岁。该书一时轰动英国朝野,各界备加赞扬。当时英国首相庇特对它特别推崇,并根据斯密书中所阐述的经济原理制定了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人们总是依照利己主义原则行事,而且这种个人的利己行为最终会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他认为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将会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共同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唯一潜在的问题是政府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商业垄断行为或糟糕的税收政策。因此,斯密提出了反对重商主义对贸易实施限制,提倡英国政府控制垄断,对公民征税应谨慎等观点。

斯密的学术活动除政治经济学外,还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物理、天文等方面。1787年,斯密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他与世长辞,享年67岁。

资料来源:陈冬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第1~10页。

(一)产生背景

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资本主义处于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向大机器工业过渡的时期。随着工业资本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日益发达,机器设备的使用率越来越高,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到18世纪末叶,英国的经济力量已经超过欧洲大陆的两个对手——法国和西班牙,而且工业革命正在由萌芽向高涨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在商业资本统治时期,英国工业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下,基础十分薄弱,它要求鼓励输出,限制输入,以免受外国货的竞争。因此,当时的英国政府实行的是保护贸易政策,限制贸易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工业资本的实力逐渐增强,为了便于对外进行争夺,工业资本要求贸易自由,而原有的旨在保护商业资本的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既与工业资本的要求相矛盾,也不适合当时的经济情况。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外贸易,以便从海外获得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料,并且为其产品寻找更大的海外市场。为此就要摆脱重商主义者对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束缚。与此同时,在重商主义制度下所建立的经济上的特许和垄断制度的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对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阻碍作用日益显现。

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这时产生了代表产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出现了天赋人权和自然秩序的学说。在经济思想上产生了以英国经济学家休谟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以休谟为代表的工业资本一派,对当时英国政府所施行的保护贸易政策进行抨击,指出要发展生产,促进贸易,唯有对贸易不加任何干涉,听任自由经营。休谟在其所著的《政治论谈》中,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论证自由贸易的必要,对当时英国政府所施行的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和重商主义所标榜的贸易差额理论,作了猛烈批评。通过这种批评,他为工业资本攻击商业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后来代表工业资本的经济学家对重商主义的批评,大多是以休谟在《政治论谈》中所阐述的理论为依据展开的。在《政治论谈》中,休谟指出,社会发展的正常途径,就是使社会每个成员的欲求得到解放,不受任何外来干涉,扩大商品经济促进贸易。这样生产力才会提高,社会才会不断发展。他还指出,近代社会促进工艺发展扩大国外贸易,而国外贸易反过来又促进工艺的提高扩大国内市场。所以,工业与商业是互相促进的。他说,如果遵循事物的自然发展,工业和商业就会增进君主的权势和人民的幸福,以个人贫穷为代价以使国家强大的政策是没有道理的。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就是财富,但在休谟看来,货币只不过是计算单位和流通手段,而不是财富;在交换中,货币仅仅表示商品交换的比例关系。因此,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只会引起物价的涨跌,对国家的财富并不发生影响。所以,他认为重商主义者所主张的贸易平衡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亚当·斯密受到过很多经济学家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休谟对他的影响最深。休谟为工业资本攻击商业资本奠定了理论基础,斯密通过《国富论》一书,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就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大殿是由斯密建立起来的,而休谟对这个大殿的建立则起了引导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庙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除了休谟外,亚当·斯密还受到了詹姆斯·斯图亚特、夏里士、约西亚·达卡、孟德维尔和赫契森等学者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许多为工业资本作辩护的经济理论,对重商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提出了绝对优势学说,阐述了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效果。

(二)主要内容

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是在对重商主义“有利的贸易差额”的批判中产生的。斯密指责重商主义政策,认为“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者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8]斯密提出了生产目的问题,他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9]可见,斯密对生产目的的看法是和他的绝对优势理论紧密联系起来的。他认为要实现生产的目的,就必须根据优势进行分工,发展生产,在国内实行自由放任,在国际开展自由贸易,以便为满足人们的消费提供更多的商品。

在批评重商主义的同时,斯密提出了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首先,他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增加。在他的《国富论》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斯密阐明了社会财富发展的原理,指出贸易自由,生产力就会发展,财富才能增加。他认为,社会富裕水平的不同,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的兴盛情况,特别是工业的兴盛情况。而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主要批判了重商主义所提倡的贸易统治理论,认为它阻碍国家财富的增长。在对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中,他提出经济上自由放任的主张,指出只有个人经济活动不受到干涉,国家财富才能增加,资本积累才能增进。他认为,市场机制,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能够自动调节人们通过自由贸易实现最大的贸易利益。

其次,从劳动分工的原则出发,他认为各国的经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增加国民收入。斯密的贸易理论是从个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出发,进而扩展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最初斯密只从互通有无的角度论证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他认为,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开展贸易都是为了交换剩余产品;但是,当斯密从充分利用优势的角度对社会分工的必然性进行论证时,他注意到,贸易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社会劳动,以此为基础,他提出了很有创见的论点。他说:“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这一格言:一件物品做比买贵,就宁买不做。裁缝不愿自己做鞋,而是向鞋匠买。鞋匠不愿自己做衣服,而是雇裁缝做。农民既不愿自己做衣服,也不愿自己做鞋,而是雇裁缝和鞋匠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愿意发挥自己的优势。”“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都认为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优势的方面,而以产品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10]由此可以看到,斯密要说的是,如果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都专业化于生产自己拥有优势的商品,那么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社会总产量就会增加。

斯密直接从个人之间的分工和贸易推论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认为,同个人一样,对于同样的商品,一个国家也要把本国生产的费用和向国外购买的费用加以比较,以便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从国外进口。斯密主张:“如果某个外国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势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11]

他认为,国际分工是各种分工的最高阶段,是建立在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或获得性优势的基础上的。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优势,有的是自然所固有的,如气候、土壤、矿藏以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有的是后来获得的,如劳动熟练程度和技术等。英国在当时发展纺织和冶铁那样的特殊技术或技巧,就是获得性优势。他把前一种优势叫做自然优势,把后一种优势叫做后来获得的优势。按照斯密的看法,自然优势和后来获得的优势使一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可以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这种优势有时是非常巨大的,以致其他国家无法和它竞争。其他国家应该向这一具有优势的国家购买这种商品而不要自己制造它。因此,每个国家都应当专业化生产本国拥有优势的商品,而不管这种优势是自然优势还是后来获得的优势。斯密所说的优势称作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斯密的绝对优势说指明一国出口的是那些在本国进行生产比较有效率的商品,而进口的是在国外进行生产比较有效率的商品,这样就使进行贸易的双方国家比各自在闭关自守时交换到更多的商品量。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产品,他们相互交换就会使各国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例如,苏格兰可以在暖房中种植葡萄,酿造出上等美酒,但是它的成本比国外的要贵30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了鼓励在苏格兰生产酒类,而禁止所有外国酒的进口,显然是荒谬的。

斯密提出的原则是:“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12]这样可以形成国际分工,这就是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国际分工。

(三)绝对优势贸易模型

为了进一步了解“绝对优势”贸易理论,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

1.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条件

绝对优势理论在论证过程中作了以下假设:

(1)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即A国和B国,它们都能生产两种产品——小麦和布;

(2)生产过程中唯一形成成本的要素就是劳动;

(3)生产要素在两国之间不流动,但在一国范围内各部门间可以自由流动;

(4)两国的资源都得到充分的利用,当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时,机会成本不变;

(5)没有运输成本或其他交易成本,而且产品在各国间可以自由流动;

(6)进出口的价值相等;

(7)生产和交换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

2.生产和贸易模式以及贸易所得

根据绝对优势贸易理论,各国应该专门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不生产但进口其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

假设A国和B国都生产X和Y两种产品,为简单起见,假定两种产品的成本仅由劳动的消耗构成,劳动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成本。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说,由于两国在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成本上存在差异,根据绝对优势原则,通过两国间的劳动分工和相互贸易,双方都能获得利益。

表2-1       A国和B国分工前后产品的绝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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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中可以看出,A国生产1单位X产品需要2小时劳动,生产1单位Y产品需要4小时劳动; B国生产1单位的X产品需要4小时劳动,生产1单位的Y产品需要2小时的劳动。因而,A、B两国各耗费6小时的劳动,共计12小时劳动;两国各生产出1单位的X产品和1单位的Y产品用于消费,共计4单位的产品。

按照绝对优势原则,A国生产X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比B国高,所以A国应该专门生产具有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X产品,并同B国交换Y产品; B国应该专门生产具有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Y产品,然后同A国交换X产品。在上表中,分工后的A国将全部6小时的劳动用于生产X产品,共计生产3单位的X产品,但Y产品由于没有劳动投入,所以其产量为0。B国用全部6个小时的劳动专业生产Y产品,共计生产3单位的Y产品,同时由于X产品没有劳动投入,其产量也为0。因此,分工后,在全部劳动消耗不变的情况下,与分工前相比较,X、Y产品的总产量各增加了1单位。若A、B两国将各自生产的X、Y产品按照1∶1的比率进行交换,并保持原来的消费水平,那么A、B两国在分别消费了1单位X产品和1单位Y产品之后,还会各剩余1单位的X产品和1单位的Y产品。可以看出,两国的消费均有所增加,两国均从专业生产并交换X或Y产品中获利,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

(四)评价

1.贡献及现实意义

(1)亚当·斯密以绝对成本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理论是最早作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余、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力工具而出现的,在历史上起到过进步作用。一方面,该理论首次宣称国际贸易不像重商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有进行贸易的某一方得到贸易利益,而是贸易双方都得到贸易利益,肯定了国际贸易可以同时为参与贸易的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从而为各国之间开展自由贸易扫清了障碍,促进了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进行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将劳动分工的概念扩大到了国际范围,并强调了劳动分工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意义,进而说明了只要各国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劳动分工,就能通过交换达到互通有无的目的,因此,它为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斯密用其劳动价值论对国际贸易进行分析,从商品决定成本差异的角度来讨论国际贸易的基础,提出了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国际贸易的思路,为国际贸易中古典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对某些经济发展水平非常低的最不发达国家目前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启示有:世界市场上的贸易伙伴有多种类型,不能局限于斯密例子中“两个国家”模型里;生产成本不能只由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贸易利益也不能仅从财富增值这一个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这类国家只能在“自然优势”起主要作用的产品上开展对外贸易,而在工业制成品方面一直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因此,对于这类国家来说,通过国际贸易是无法实现斯密所提到的财富增值这一目的的。

(3)亚当·斯密用于说明国际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的“两种优势”理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一方面是如何将潜在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自然优势是先天性的潜在优势,只有通过开发才能转化为现实优势,而获得性优势是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同样需要利用与转化。另一方面,两种优势是相互影响的。一国的自然优势可能由于技术的低下而无法形成生产优势,也可能由于与技术优势相结合而得到增强。最后,一国两种优势的转化、相互影响都与产业发展有关。要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利用自然优势,积累获得性优势,努力使两种优势相结合,更好地增强国际竞争力。

2.不足之处

(1)亚当·斯密认为,交换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交换是出于利己心,主观为私利,客观为社会;分工是人类交换倾向自发产生的;等等。这些看法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他没有认识到分工和交换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其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

(2)受他本身思想观点和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亚当·斯密在分析国际贸易的基础时,只看到成本上的差异,而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上的差异(如质量、花色等)在国际贸易中所起的作用。

(3)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有一定局限性,用该理论指导实践也会遇到一定的问题。它只能说明生产成本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才能获得利益,但他的理论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在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上,与另一个生产同类商品的国家相比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那么国际贸易还会发生吗?如果还会发生,这个国家还能分享贸易利益吗?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理论只说明了国际贸易实践中的一种特殊情形,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另外,斯密只是说明了两国之间在某种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时就可以同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但没有说明国家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的内在等价要求。

(4)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实际包含着一种假定,即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所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代价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生产各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是相同的。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源的部门间转移会引起机会成本的变化,并可能引起国际分工结构的变化和分工程度的变化。

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大卫·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发展了重要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是托伦斯(R.Torrens)在他1815年出版的《论对外谷物贸易》著作中最早提出的,但李嘉图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使其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并进而使其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暗含着一个假定,就是贸易双方至少有一种低成本的商品能在国际间销售。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连一个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都没有,那么还会发生国际贸易吗?即使国际贸易还会发生,双方还能分享贸易利益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即使一个国家各个行业的生产都缺乏效率,没有低成本产品,但是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到贸易利益。

● 人物介绍2-2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

大卫·李嘉图于1772年4月19日出生在英国伦敦。他的父亲是从荷兰移居到英国的犹太人,信奉犹太教,在股票交易所里当经纪人,很富有。李嘉图所受的学校教育不多,当他十四岁那年,在商业学校读了两年书后,其父便把他带到股票交易所做事。后来,他爱上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女子,并皈依基督教,因宗教信仰不同,与父亲脱离关系。脱离家庭后,他利用父亲的关系,自己经营交易所,到25岁便成为大富翁,拥有200万英镑的财产。这使他有闲暇时间发展自己在智力和科学方面的兴趣。他首先研究自然科学,不仅认真地研究过数学、物理、化学、矿物学、地质学,还从事过电气学和光学的试验。之后他转而研究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并在这基础上参加政治活动,使他的理论和实际得以结合。1799年,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对其发生极大的兴趣。于是,他转向专门研究经济问题。针对当时情况,写了一系列论文,提出了许多政策主张,然后将其归结为基本理论,写成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并于1817年出版。他的论文和著作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819年,他在众议院中谋到一个职位,并很快成为国会中备受瞩目的财政专家。他主张议会改革,自由贸易,取消谷物法。1823年,李嘉图逝世。

资料来源:陈其人《大卫·李嘉图》,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版,第6~7页。

(一)产生背景

进入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蓬勃发展使英国在对外贸易中已经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英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但是当时由于封建残余尚未肃清,土地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修订实施了维护土地贵族阶级利益的“谷物法”。“谷物法”颁布后,由于限制谷物进口,引起英国国内粮价上涨,地租猛增,这对土地贵族有利,却严重地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粮价的上涨,迫使工业资产阶级提高工人工资,造成成本上升,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同时,由于粮价的上涨,增加了英国各阶层居民的吃粮费用,因而相应减少了对工业品的购买。在对外交往方面,由于“谷物法”限制外国粮食的进口,必然招致对方国家采用高关税,阻止英国工业品出口的报复手段。于是,围绕“谷物法”的存废问题,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同土地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土地贵族阶级拼命维护“谷物法”,极力阻止谷物自由贸易;而工业资产阶级则针锋相对大力鼓吹谷物自由贸易的好处,要求议会废除“谷物法”。这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论证谷物自由贸易的优越性。

李嘉图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比较优势说”作为理论武器,反对英国政府颁布的“谷物法”。“比较优势说”最早是由托伦斯在他1815年出版的《论对外谷物贸易》一书中提出来的。李嘉图在他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本影响广泛的名著中,充分阐述了这个理论,并为当时的经济学界所接受。李嘉图把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发展为系统的比较优势说,从理论上论证谷物及一切商品的自由贸易对国家的利益。这一理论力图证明,即使在各种商品生产中一个国家都占绝对优势,而另一个国家都处于绝对劣势,仍然存在着有利于双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可能性。可以说,比较优势说不仅为当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展对外贸易起到舆论推动作用,也成为以后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

(二)主要内容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把国际分工放到了一个比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更加广泛的理论基础上。一个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对外贸易,输出本国商品,输入他国商品。斯密认为,由于国家之间存在着自然分工,一国在甲商品生产上有绝对优良条件,另一国在乙商品生产上有绝对优良条件,这样,一国以甲商品和另一国的乙商品交换,资本和劳动都得到最合理的运用,国民财富便能迅速增加。按照他的说法,如果一国在所有的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良条件,它就不可能进行对外贸易了。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李嘉图以斯密的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指出,一国生产甲乙商品的条件,虽然都绝对地比另一国生产这两种商品的条件差,但相对来讲,生产甲商品的条件的差距小些,生产乙商品的条件的差距大些,这样,一国便应专门生产甲商品,和另一国专门生产的乙商品相交换,对外贸易由此产生,这就是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说:“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13]

在李嘉图看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他说:“由此看来,一个在机器和技术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因而能够用远少于邻国的劳动来制造商品的国家,即使土地较为肥沃,种植谷物所需的劳动也比输出国更少,也仍然可以输出这些商品以输入本国消费所需的一部分谷物。”[14]这就是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方面都居绝对优势,但在工业生产方面占有“极大优势”,即比较优势,因而可以出口工业品以进口农产品。可见,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既指绝对优势中的最大优势,又指绝对劣势中的最小劣势。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在李嘉图这里表现为比较优势的一种特殊情况。

按照李嘉图的论述,建立在比较成本优势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主要有这样一些好处:第一,每个国家都专业化于特定商品的生产,有利于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第二,每个国家都可以通过贸易满足自己对其他商品的需要,在贸易中用本国一定数量的商品能够换到比自己生产时在数量上要多的外国商品,从而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第三,从全世界来说,每个国家充分利用本国优势的结果,可以有效地提高全世界生产总量,增进各国的共同利益。李嘉图写道:“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5]

从比较优势原理出发,李嘉图提出了一个国际分工的模式。他说:“正是这一原理,决定葡萄酒应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应在美国和波兰种植,金属制品及其他商品应在英国制造。”[16]按照这个国际分工模式,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英国专业化于工业,其他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只能专业化于农业或农产品加工工业。

(三)比较优势贸易模型

1.基本假设和生产贸易模式

(1)理论分析的基本假设

①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它们只生产两种产品,即两个国家、两种产品模型(2×2模型);

②生产产品的劳动都是同质的,没有熟练和非熟练之分;

③生产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进行;

④没有运输费用;

⑤贸易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就业是充分的,生产要素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在国外则完全不能流动;

⑥收入分配没有变化;

⑦贸易按实物交换的方式进行;

⑧不存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是静态的。

(2)生产贸易模式

李嘉图曾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比较优势理论的含义。他说,假如有两个人都能制鞋和制帽,其中一个人在这两种手艺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些,不过制鞋要强1/3,而制帽只强1/5,于是,让这位手艺高强的人专门制鞋,而手艺较差者专门制帽,其结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李嘉图进而认为,若从国家间的贸易来看,每个国家就不一定要有某种产品成本处于绝对有利地位才能开展对外贸易。他用英国和葡萄牙都生产毛呢和酒的著名例子来论证他的比较优势理论。

假设英国生产毛呢需要100人劳动1年,生产酒需要120人劳动1年;而葡萄牙生产同量的毛呢和酒分别需要90人劳动1年和80人劳动1年,如表2-2所示。

表2-2     分工前两国劳动成本比较     (单位产量人—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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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葡萄牙都占优势,而英国都处于劣势。李嘉图认为,两国产品的交换取决于生产这两种产品的相对成本或比较成本,而不是生产这两种产品所花费的绝对成本。葡萄牙生产毛呢的劳动成本是英国的90%(90/100),而生产酒的劳动成本只有英国的67%(80/120),前者大于后者。这就是说,虽然葡萄牙在生产这两种产品中的任何一种所耗费的劳动量都比英国少,因而它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效率都比英国高,但是葡萄牙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效率并不是一样的。葡萄牙生产酒的效率比生产毛呢的效率更高一些。这就是相对优势或比较利益。换言之,葡萄牙生产这两种产品都具有绝对优势,但相比之下,它在酒的生产方面更有优势(也就是相对优势)。

从英国这方面看,英国生产酒和毛呢的单位劳动成本都比葡萄牙的高。英国生产毛呢的劳动成本与葡萄牙相比,为100/90= 1.1,酒为120/80= 1.5。这表明英国生产毛呢的成本是葡萄牙的1.1倍,生产酒的成本是葡萄牙的1.5倍。英国生产这两种产品的效率都比葡萄牙的低。虽然如此,两相比较,英国生产毛呢的效率相对地高一些。这就是说,英国在生产毛呢方面有相对优势或比较利益。

因此,李嘉图认为,如果英国的劳动力全部用来生产毛呢,而葡萄牙的劳动力全部用来生产酒,也就是各国分工只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不但各种产品的产量可以增加,而且通过贸易,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

2.贸易影响和贸易所得

比较优势理论的贸易所得主要包括来自分工的利益和来自贸易的利益。

(1)来自分工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在实行国际分工后,世界产量明显增加。具体说明见表2-3。

表2-3     分工后产品总量     (单位产量人—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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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分工专业化生产后,英国把原来生产酒的劳动也用来生产毛呢,共生产2.2单位毛呢;葡萄牙把原来生产毛呢的劳动也用来生产酒,共生产2.125单位的酒。结果,酒和毛呢的总量都比分工前增加了,即毛呢增加了0.2单位,酒增加了0.125单位。

(2)来自贸易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分工后,随着世界产量的增加,通过交换(国际贸易),各国国内的消费量也随之增加。具体见表2-4。

表2-4        交换后两国各自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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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交换后,各国国内消费量将如何变化?国际贸易使各国国内的消费量增加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两种商品的国际交换比例,也就是决定于两国的贸易条件。李嘉图假定英、葡两国商品的交换比例是1∶1。按照这个交换比例,则葡萄牙可得1单位的毛呢和1.125单位的酒,英国可得1单位的酒和1.2单位的毛呢。而两国在产品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并未增加,这样,两国都各自提高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

显而易见,由于国际分工获得的劳动量的节约,英、葡两国都可用来增加各自的相对优势产品的产量和贸易量,从而增加了英、葡两国的国内消费量。

与分工前的消费水平比较,两国的消费量均有所提高,即葡萄牙多消费0.125单位的酒,英国多消费了0.2单位的毛呢。

(四)评价

1.贡献及现实意义

首先,比较优势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为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使国际贸易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关于国际市场价格决定、国际贸易利益分配等问题,有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有重要意义。同时,它运用严谨的分析方法,透彻地说明了国际分工给各国带来的利益,为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基本的分析框架。

其次,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从理论上为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扩大,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国际化,为国际范围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因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包含这样一个论点:比较优势或比较成本的差异实质上是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此,每个国家都应当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时间,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生产单位商品耗费的劳动量是衡量优势的尺度,是对进出口商品进行排队的标准。每个国家的出口应当从本国耗费劳动量最小的商品开始,进口则应当从本国耗费劳动量最大的商品开始。这样,每个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好处,从而有利于提高消费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为现代国际贸易中经济相对落后国家以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它打破了绝对优势理论的严格假设,说明在一国生产两种商品都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贸易。因此,可以将绝对优势理论看做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比较优势理论改变了绝对优势理论通过直接比较两国生产产品的成本来判断是否具备贸易的可能,而是通过对两国生产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可以进行贸易的商品。因此,不论这个国家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经济力量是强是弱,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是处于劣势的也能找到劣势中的优势。各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安排生产,进行贸易,则贸易双方都可以用比较少的劳动耗费,交换到比闭关自守时更多的产品,并增加了总的消费量。

2.不足之处

首先,一系列严格假定的存在,使得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与实际情况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李嘉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定将比较优势原理变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推理,他不仅把多变的经济情况抽象成为静态的、凝固的状态,而且将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抽象化。以严格的假定为前提,他提出的国际分工模式是:英国应当专业化于各种工业产品,而美国和波兰应当专业化于谷物,法国和葡萄牙应当专业化于酒。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生产的相对优势长期固定在少数几种产品上,特别是固定在少数初级产品的生产上时,这样的国际分工对它是非常不利的。美国的一本国际经济学书籍这样评论道:“在李嘉图模型的所有局限性中,这种静态假设也许是最大的局限性。今天,不发达国家认识到,它们在生产咖啡、茶叶、可可和石油方面的优势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担心,自由贸易政策会迫使它们在过长的时间内和过大的程度上专业化于一两种产品。不发达国家推理说,还没有一个国家只依靠种植咖啡或茶叶发展起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它们懂得,它们也需要钢铁、电子学和纺织厂。因此,维持经济成长的关键看来是多种经营,而不是专业化。需要增加经济的多种经营的国内工业化战略同专业化于传统的初级产品——如锡、铜、橡胶、茶叶、石油、可可或咖啡——的国际压力之间的冲突,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许多痛苦的困境之一。统治世界贸易的富有国家,如美国、日本和英国,无疑都是高度发展多种经营的,不会为了生存去依赖狭隘的专业化的出口商品。”[17]很明显,李嘉图的国际分工模式,完全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企图使英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世界其他国家成为英国工业品销售市场以及粮食和原料供应基地的愿望和要求。

其次,李嘉图无法解释他的比较优势理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的矛盾,错误地得出了适用于国内贸易的价值规律不适用于国际贸易的结论。他发现在国内市场上,不可能用10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交换8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但是,在国际市场上,却能用100个英国人劳动的产品去交换80个葡萄牙人、60个俄国人或120个东印度人的劳动产品。[18]李嘉图没有能力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这种现象。他说:“调节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同一规律,不能调节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相互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19]李嘉图的这一错误结论,反映出李嘉图思想上的矛盾。一方面,他坚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力图用劳动价值理论说明比较优势,说明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比率这一具体的复杂现象又使他感到很难直接用等价交换原则来予以说明。于是,他表现出犹豫以至动摇,误以为价值规律只适用于国内贸易,而不适用于国际贸易。

最后,在对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进行考察时,李嘉图把使用价值同价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对外贸易在增加一个国家的使用价值量时并不增大价值量。他说:“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大有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长,从而使享用品总量增加,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总额。”[20]马克思指出:“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简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21]李嘉图的这一错误妨碍了他自己对国际贸易利益分配问题的深入分析。

三、多个国家或多种商品贸易模型

在现实生活中,国际贸易大都是由多个国家参加,相互之间交换的商品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种复杂的多边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要运用比较优势理论预测国际贸易的正确流向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在概括性地分析国际贸易的流向、数量、商品构成、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等情况时,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分析工具。下面分别就多个国家进行两种商品贸易和两个国家进行多种商品贸易这两种情况,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商品、多个国家的贸易

在两种产品由多个国家生产的情况下,贸易模式取决于各国各自的价格优势。假设五个国家都生产A和B两种商品,并且相互进行贸易。它们生产一单位商品的成本如表2-5所示。

表2-5      各国生产一单位商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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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后,国际市场上A、B两种商品的比价介于5和1之间。如果假设Pa/Pb= 3,则A、B两国会生产并出口B商品,进口A商品; D、E两国会生产并出口A商品,进口B商品; C国由于国际交换比价等于它的国内交换比价,所以不会参加贸易。在这种情况下,A、B、D、E四国都获得了比自己生产更便宜的商品,因而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可以看出,只要商品的国际交换比价与各国国内交换比价有差异,各国就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二)两个国家、多种商品的贸易

在两个国家进行多种商品贸易的情况下,各国的贸易结构和流向仍取决于比较优势。假设两国生产各种商品的成本如表2-6所示。

表2-6      两国生产各种商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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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国际贸易时,A国在D、E两种商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B国在B、C两种商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所以,A国将向B国出口D、E商品,而B国将向A国出口B、C两种商品。由于两国在A商品上具有相同的生产成本,所以不进行贸易。

几个国家进行两种商品贸易和两个国家进行多种商品贸易的分析突破了比较优势说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假定,但是,比较优势理论只能是概略地说明贸易的构成和贸易的流向。

思考题

1.什么是重商主义?早、晚期重商主义有何区别?

2.根据重商主义的观点,一国必须保持贸易顺差。在两国模型里是否可能?为什么?

3.简述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4.简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5.比较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理论,并联系实际说明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有何重大意义?

【注释】

[1]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457页.

[2]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14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6页.

[4]魁奈.赋税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80页.

[5]魁奈.重要的考察,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24页.

[6]魁奈.人口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3页.

[7]魁奈.人口论,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6页.

[8]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伦敦1954年版,第227页.

[9]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伦敦1954年版,第227页.

[10]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伦敦1954年版,第28页.

[11]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伦敦1954年版,第28页.

[12]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伦敦1954年版,第30页.

[13]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4]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5]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6]李嘉图著作和通信(第1卷).剑桥1962年版,第114页.

[17]J·亚当斯.国际经济学.2版.第40~41页.

[18]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14页.

[19]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14页.

[20]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第10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