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产生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贸易理论不再能够充分解释国际贸易现象。

首先，这种变化体现在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上。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之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不同，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劳动生产率高的产品，进口劳动生产率低的产品，获得贸易利益。要素禀赋论则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即使生产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相同，只要资源禀赋不同，仍然会产生互利的贸易。一个国家应该出口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生产的密集度的产品，进口用其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密集度的产品，这就是著名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因此，贸易各国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互利贸易量越大;反之，差异越小，互利贸易的可能性越小。贸易各国交易的是完全不同的产品，这种贸易属于“产业间贸易”。比较优势原理是产业间贸易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理论，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在X商品生产上有比较优势，在Y的生产上有比较劣势，他就会出口X，进口Y，而不会进口X。因为他国内生产的X和Y与外国生产的X和Y是同质产品，完全可以相互替代。因此，他不会在出口X的同时进口X。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贸易出现了新的现象。许多国家在出口某些产品的同时，还在进口与出口相似的产品。例如，美国生产汽车，向世界各地出口汽车，同时还从其他国家进口汽车;同样，在香水、香烟、化妆品、服装等众多产品上，都存在着一个国家既出口同时又进口该种类产品的现象。这种既出口又进口同一种类产品的贸易现象，被称为“产业内贸易”。

其次，传统贸易理论关于比较优势确定贸易格局的预言，由于某些产业中规模经济和垄断公司的出现而受到挑战。传统理论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产业的日益集中，大公司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影响力显著提高，他们可以通过战略性选择影响世界市场价格，建立其竞争优势，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价格。传统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之间的关系，不那么明确了，因此需要有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

再次，来自政治和政策的动力也是促成新贸易理论产生的因素。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无论是已经饱和的产业(如钢铁等)，还是可以进行自由贸易的公司(如半导体公司等)，都希望通过游说继续获得政府的贸易保护，或者希望政府给予帮助。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要求，使得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需要从理论上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最后，新的分析工具的出现，为新贸易理论进入主流提供了技术支持。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以新的贸易理论，来解释这一国际贸易新现象。这些理论试图从市场结构、规模经济效果、需求等全新角度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模式的确定，贸易政策在保护本国市场的作用以及什么是最佳贸易政策。^[3]

从时间上看，当代贸易理论的出现滞后于新贸易现象的产生。事实上，经济学家做了多种努力试图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但没有建立完善的数学模型。西方经济学界对数学模型的崇拜，使得不能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理论往往被人们视而不见。因此，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被忽略在教科书和贸易课程之外。直到产业组织理论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经济学家推出了一系列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行为的模型，这些模型被用于国际贸易研究，使国际贸易理论发生了变革。保罗·克鲁格曼《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的发表，奠定了当代贸易理论，特别是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基础。^[4]

当代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理论从规模经济、差异产品的角度分析了当代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相互倾销理论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角度阐释了当代国际贸易原因，重叠需求理论从消费者的角度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基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动态的视角探究了技术标准化进程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人物介绍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53年，保罗·克鲁格曼出生于纽约长岛，并在那里度过了“绝对传统的”郊区童年时代。小时候，他喜欢阅读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经典科幻读物，梦想着成为阿西莫夫笔下的一名“心理历史学家”——即能够预测人类进程的未来社会科学家。

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他师从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1974年在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同威廉·诺德豪斯一样，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并于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自1977年起，他开始了在耶鲁、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以及普林斯顿的任教生涯。

1979年，《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November)刊登了他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并使他成为国际贸易领域冉冉升起的新星，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并于1991年获得克拉克奖(the John Bates Clark Medal)。该奖项是由美国经济学会(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每两年颁发给年龄在40岁以下，在经济学领域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的奖项。

与其前辈不同，克鲁格曼不是象牙塔里的经济学家。1982年，应里根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Martin Feldstein之邀，他与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等几个年轻学者，进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尽管他不喜欢政界的非学术氛围，但是通过这段经历，他发现自己喜欢探讨经济政策。借助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的困境所带来的灵感，他的学术成果不仅有创意，而且语言优美、生动、可读性高的文章源源不绝，深受欢迎。克鲁格曼当年撰写的有关收入不平等的文章以及他在国会的证词，还引起了正在参加1992年竞选的克林顿班子的关注，克林顿的助手邀请克鲁格曼加盟，为克林顿的经济政策辩论，以至于人们曾猜测如果克林顿获胜，克鲁格曼将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还致力于为大众写经济学读物，帮助普通人理解经济问题。1990年，在前华盛顿邮报编辑Michael Barker的建议下，克鲁格曼撰写了他的第一本大众读物——《预期失落的年代》(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好评如潮。他还担任着《Fortune》杂志和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上撰文“亚洲奇迹的神话”，该文使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亚洲名声大振。

克鲁格曼的学术声望主要源自他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成就。他是一个著述颇丰的学者，撰写或编辑了20本书，200多篇文章，多数是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事实上，他也是一个研究领域广泛的学者。除了国际经济问题之外，还关注着地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他的主要作品有:《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流行的国际主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发展、地理与国际贸易》等。

2008年，克鲁格曼因其对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地理位置的分析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