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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称为“动态理论”的部分所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分配的影响，进而判断社会整体与各阶层的社会福利状况。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他从人性论出发，批判奴隶制和封建制，认为它们违反人性，因而必然灭亡。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劳动生产率和财富，做到了以较小的痛苦和更多的安适而得到丰富的供给。他尤其对当时英国取得的物质进步和经济繁荣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这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实行经济自由使商品费用大幅降低的结果。对于土地报酬递减可能引起的经济阻滞，他寄希望于农业技术进步，认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规律的作用。

穆勒详细考察了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1)人口增长，资本保持不变，则工资下降，资本利润率将提高，地租会因农产品价值的上升而增加。(2)资本增加，人口保持不变，则实际工资会上升，利润会相应减少，地租上涨。(3)人口和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加。生产技术保持不变，则工人的生活状态不会恶化，但地租却以牺牲利润为代价而增长了。(4)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和资本保持不变，则其影响要视技术进步影响的是哪部分产品而定，如果是劳动者生活必需品，则会降低劳动阶级所消费的商品的价格。否则便不会影响产品的分配状况，但利润率却不会提高，虽然利润量会增大。农业改良总会提高地租。穆勒的结论是:“在由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中，经济进步往往使地主阶级越来越富有，劳动者的生产费用整个说来则趋于增加，利润趋于下降。”⁽¹⁶⁾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问题，穆勒承认存在这种趋势，并指出其原因是由于人口增加必须耕种劣等地。但穆勒对此抱乐观的态度，他认为由于决定最低利润率的因素是人们的储蓄强度和投资的安全感，资本主义大国存在许多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因素，诸如资本的扩张、生产的改良、廉价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的输入以及资本的输出等。在他看来，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存在，社会经济增长有可能进入静止状态。他并不对静止状态抱悲观看法，他认为经济增长的静止状态是一种财富公平分配、人口适度、劳动不再繁重、闲暇时间大增、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他不认为当时社会中种种互相践踏、排挤、互相掣肘、暗算的现象，是人类值得追求的命运。穆勒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办法和基本原则是实行自由放任，并对社会进行改良。

10.7.2　经济周期理论

约翰·穆勒总结前人的观点，承认资本主义会出现经济危机，但不同意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用普遍过剩来解释它。他提出一种信用周期理论，用来解释商业恐慌，并以此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约翰·穆勒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家对利润的预期和投机行为，以及信用的波动。在信用条件下，对商品的需求就不单一由一个人所拥有的货币构成，还要由他所获得的信用构成，价格会与货币和信用总和成比例上升，这就决定了国民经济中会出现信用急剧扩大和收缩的现象。商业界人士是否把信用作为购买力以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取决于他们对利润的预期，当预期价格上涨时，他们会增加存货，并吸引投机者加入，投机性购买又加剧了价格的上涨。当人们觉察到投机现象存在，开始出售商品时，价格停止上涨并很快转入急剧下跌的趋势之中。在没有信用存在时，这种现象很少出现，而在信用发达的条件下，常常只靠账面信用扩大购买，就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大幅上升，转而又会使其暴跌。穆勒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商业危机。在此期间，商品总量确实超过货币需求(也即货币供给不足)。由于大量信用突然消失，每一个人都想掌握现金而不愿脱手，几乎人人都是卖主，而几乎没有买主，一般物价确实会急剧下跌，但约翰·穆勒认为这不是西斯蒙第所说的是由生产过剩造成的，而仅仅是过度的投机性购买造成的。因而，补救的方法不是减少供给，而是恢复信用。

鉴于信用在经济周期中的重要作用，约翰·穆勒分析了各种信用形式在经济周期中的影响，指出在经济周期的经济膨胀和恐慌等不同阶段应当分取不同的银行券政策，即在经济扩张时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经济紧缩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约翰·穆勒反对生产过剩危机论，他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萨伊定理。他在站在李嘉图的立场上，批评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普遍经济危机的观点。同萨伊一样，穆勒也承认会发生某些商品的过剩，但他认为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市场价值会不断波动，“但是，由于供给具有与商品按自然价值出售时所有的需求相适应的趋势，因为这些变动可以自行得到矫正。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经过平衡后，反而会趋向于同一中心点”⁽¹⁷⁾。所有商品都会出现有时供给不足，有时供给过剩的情况，但“一切卖主必然是、而且最终都是买主”，穆勒认为，商品供给一般不会超过购买力;某种物品可能过剩，“要是这样，供给将相应地自行调整，而各种物品的价值则将继续与其生产费用相一致”⁽¹⁸⁾。商品的供给一般从不超过消费意愿，因为，“将追加的商品带到市场的人，同时也带来了追加的购买力”⁽¹⁹⁾。可以看到，约翰·穆勒虽反对生产过剩危机论，但承认资本主义危机的现实是难以回避的，所以他提出了信用周期理论。不过，他的信用周期理论并不能影响他把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可以自行调整的。他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穆勒的错误不仅在于低估了货币和信用的作用，更在于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和理想化。

10.7.3　社会改良主张

穆勒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说:“我们对采取最好形式的私有制或采取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一无所知，因而无法确定这两种制度中哪一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²⁰⁾因此，他主张实行广泛的社会改良，消除现存资本主义的弊端，实现人类的最大幸福。

穆勒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是征服与暴政的结果这个观点是不公正的，而且现存的财富法是故意要培养不平等，使一切人在赛跑中不能有公平的出发点。同时认为资本对于劳动者是不可或缺的，他也指责不劳而获的资本制度。因此，他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永恒性，这就促使他考虑人类未来应有的合理制度，促使他考虑共产主义。

穆勒比较了私有制和公有制，反驳了通常对共产主义的反对论点。针对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没有工作的积极性的观点，穆勒认为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不是未来社会特有的问题，现在的社会也存在，而且共产主义社会最有可能通过教育解决这一问题;针对人们指责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可能纵欲而导致人口过剩的问题，他认为人口问题将不是由于分配不公引起，人们将普遍意识到人口过多的问题而自觉节制生育。他认为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困难将是怎样把劳动合理地配置到各行各业，既不减少劳动生产率，又要符合平等观念，他相信共产主义社会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也敏锐地觉察到共产主义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还没有任何的个性庇护所，社会舆论是否会变成暴君的桎梏，每个人完全依存于所有人和所有人监督一个人，是否会把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弄成单调的清一色的。同时，他认为共产主义还只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人们更了解其难点而不知其好处，而它将如何组建以克服困难取得更大利益，人们还需考虑。

穆勒认为现存的私有制都不是理想的私有制，而理想的私有制尚未出现过。现存私有制的许多罪恶，其实并非理想私有制的必然结果。

基于此，穆勒同意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不同意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的私有制，更不赞成取消自由竞争，他反对使用暴力，甚至不用突然扰乱现存的秩序，只主张对社会的分配制度进行改良。他提出的主要的社会改革措施有:第一，限制人口。通过行政法律和教育的手段来逐步实现限制人口的目标。第二，他主张在尚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实行小农经济。第三，限制财产继承权，以防止不劳而获。第四，征收土地增值税，限制地租数量。第五，在已经实行了大生产的地方，可以而且能够通过发展合作关系的办法来改变雇主和雇工的关系。

10.7.4　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

约翰·穆勒坚持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立场，主张自由放任的政策原则，又对这个原则进行了补充。约翰·穆勒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在政治科学中还是在实际政治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组成，政府应根据什么原则和规则行使权力。现在的问题则是，政府的权力应伸展到哪些人类事务领域。”⁽²¹⁾

约翰·穆勒认为，自由放任原则的依据有:(1)私人经营效率高，政府插手做的绝大多数事情，不妨让具有最大利害关系的个人来做为好。(2)在人类生活中，每个人都享有一定活动范围，它是不应受到侵犯的，而国家干预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3)创造性和个性是所有真正进步的唯一源泉，政府职能增加和随之而来的政府权力过大，可能影响个人思想、言论和行为的独立。(4)政府职能增加会增加政府的工作和责任，从而带来许多弊端。可见，斯密从人的本性引申出自由放任原则，约翰·穆勒则把自由放任同更为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相关联，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他的民主倾向。

穆勒也论证了政府的职能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穆勒把政府的职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必要的政府职能，它们是所有政府一向都在行使而未遭到任何反对的那些职能;另一类是任选的政府职能，它们是政府行使还存有疑问的那些职能。他认为，政府的必要职能比大多数人最初想像的要多，而且不能用很明确的分界线划定范围。比如，“人们应自己照顾自己”的说法，适用于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人，对于未成年人、低能者，法律就不能不照顾他们的利益。在说明任选职能时，穆勒重申了自由放任原则，批评了许多以“错误理论为依据的政府干预”，如保护主义、高利贷法、禁止工人联合的法律等。在自由放任的前提下，穆勒列举了在教育、青少年儿童的保护、永久性盟约、委托经营、公益服务和利他行为等政府必须进行干预的领域。

总之，穆勒对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和对待其他问题一样，也是抱着调和折中的态度，既警惕政府的干预过多，也感到仅仅依靠市场和竞争不可能实现理想状态。从他的社会哲学出发，他坚持严格的自由主义，但在经济事务上，他已经不再把自由放任看做是自然法则。这既是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变化的产物也是穆勒社会改良主义哲学的体现。

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建立的庞大的经济理论体系，涉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规律的性质到生产、分配、交换和经济增长各个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都是通过综合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对立观点来进行阐述的。因此，折中综合是该理论体系的基本特征。

穆勒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为亚当·斯密提供理论体系、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等人手中发展起来的古典经济学的最终综合，它结束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给古典经济学带来的沉闷和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态度，展示一种谨慎乐观的希望，即社会可以通过改良而避免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预言的凶兆。

穆勒的学说对其以后经济学的发展和演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他把精神、心理等主观因素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用支出劳动的主观感受来看待劳动，用资本家欲望的强弱来解释资本的积累等，对奥地利学派、数量学派等强调用主观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思潮的兴起，有过相当大的影响。穆勒用供求均衡点来解释稀少性商品的价值决定时，已提到了后来马歇尔所系统论证的需求规律和需求弹性的初步概念。他的这种价值理论，可以说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连接马歇尔均衡价格的一座桥梁。他关于供求关系对确定国际贸易商品交换比例的作用，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国际价值影响的见解，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他关于经济静力学和经济动力学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最后，他关于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的区分，对于以后英国社会的渐进改良也具有重大影响。

穆勒是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形成了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提出了经济学的应用问题，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结合起来。

穆勒经济学的最大特点是调和与综合，其学说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大综合。穆勒作为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不但综合了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者的不同观点和流派，而且在坚持其资本主义理想的同时，对空想社会主义也表现出了宽容、理解和同情，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方面采取批判态度，主张进行社会改良。

穆勒的理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又对新古典经济学给予了诸多方面的启示。他把精神、心理等主观因素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奥地利学派、数量学派等强调用主观心理因素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思潮的兴起，曾有过相当大的影响。穆勒的价值理论，可以说是从李嘉图的价值论连接马歇尔均衡价格的一座桥梁。他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及经济静力学和经济动力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他关于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的区分，对于以后英国社会的渐进改良也具有重大影响。

［4］宋德勇.西方经济思想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6］晏智杰.西方经济学说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7］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等.经济思想通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1)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13页。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26页。

(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27页。

(4)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33页。

(5)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66页。

(6)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69页。

(7)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72页。

(8)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114页。

(9)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185页。

(10)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15页。

(11)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27页。

(1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56页。

(13)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60页。

(14)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519页。

(15)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130页。

(16)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91页。

(17)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93页。

(18)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97页。

(19)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97页。

(20)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237页。

(21)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