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理查德·坎蒂隆的经济思想

理查德·坎蒂隆(Ricard Cantillon，1697—1734年)爱尔兰人，1716—1720年在巴黎从事银行业，正值“约翰·劳体系”在法国建立并很快崩溃的阶段，但坎蒂隆却精明地避开了风险，获得了暴利。1720—1729年他游历了欧洲各国，1729—1732年重返巴黎，1734年回到伦敦。不料同年5月14日他的住宅遭到一场大火，坎蒂隆被夺去了生命，他的手稿也毁于一旦，留下来的只有一部题为《商业性质概论》的粗糙的法文翻译稿。然而这本《商业性质概论》却奠定了坎蒂隆作为古典经济学先驱者的地位:该书几乎囊括了当时经济生活和经济思想家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只有税收问题没有提到;作者还有意识地排除掉各种可能使问题复杂化的偶然因素和条件，着力揭示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从而体现了初步的抽象分析方法;作者的理论倾向和政策主张同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大体一致，即反对重商主义，特别是反对作为重商主义特殊表现的约翰·劳体系，明确倡导经济自由主义。这就使坎蒂隆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又一位重要的先驱者。

6.6.1　财富及其源泉

继配第之后，坎蒂隆也视物质产品为财富，并指出土地和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说:“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资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财富自身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³³⁾这种概念比起重商主义和约翰·劳体系对财富的理解是一大进步。

坎蒂隆强调土地私有制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不论人类社会以什么方式组成，土地所有权都只能属于少数人，没有土地私有权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在坎蒂隆的观念中，这种私有权应当也只能掌握在土地所有者和贵族手中，并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也可说这是对当时英国特别是法国初步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认可。

关于劳动，坎蒂隆注意到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别，他指出，手工业工人的报酬之所以高出农夫的报酬，是因为前者必须“同他们在学艺期间所丧失的时间以及为精通技艺所需支付的费用和承担的风险成比例”⁽³⁴⁾。他还指出，即使是手工业者之间，他们的报酬也会因为供求关系、经营方式和服务态度等的差别而不同。坎蒂隆的这些思想后来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6.6.2　价值与价格理论

与配第一样，坎蒂隆不仅以土地和劳动两者说明财富及其源泉，而且同样以它们说明商品价值的性质及其尺度。他提出了商品的“内在价值或价格”和“市场价格”两个概念，他说:“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都可以用在它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以及劳动的数量来度量……我一直用内在价值这个词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³⁵⁾这其实就是生产要素价值论的雏形。

坎蒂隆明确指出市场价格会不断变动，而造成这种变动的原因包括供求关系的变动，人们的想象和兴致的变动等。他指出:“待售商品或商品的数量同买者的数量或需求量之间的比例是确定市场实际价格的基础。”⁽³⁶⁾这是后来市场价格理论的雏形。

坎蒂隆也像配第一样力图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等价关系，以便只以其中之一作为价值的尺度。他认为可以用一定的土地产品作为各种劳动的报酬的尺度，例如将一个自由劳动者的日常劳动，在价值上等同于维持其生活所需的土地产品的两倍，而监工的劳动的价值则要更高一些，这种等价关系可以用货币明确和准确地表现出来。坎蒂隆的上述思想是当时已经初步发展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反映。

6.6.3　货币论

坎蒂隆对货币流通也提出了有价值的分析。他指出一个国家货币流通的动力和源泉来自农业的产品而不是货币，这包括租地农场主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农业工人的工资。这种认识虽然表明作者的视野没有超出农业的范围，但是同重商主义将流通置于首位相比却是一大进步。

坎蒂隆还指出，货币流通的过程和方式也是以农产品在各个阶级之间的流通形式出现的。在这种流通中，租地农场主出售农产品是整个流通过程的起点，然后是他们将其中的一部分数额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然后土地所有者支出这些地租，即向业主、屠夫、面包师等人购买所需的消费品;后面这些人最终又用他们得到的货币向农场主购买小牛、小麦等物品。这个分析是不久以后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提出的《经济表》的先声。

坎蒂隆还大体上正确地指出了决定货币流通量的两方面因素:商品数量(对现金的需求量)和货币的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量同前者成正比，同后者成反比。

6.6.4　社会阶级和分配理论

坎蒂隆对社会阶级关系及其构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他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除包括君主在内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之外，其余居民可以被划分为业主和受雇者。

坎蒂隆认为土地所有者，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其他土地所有者，首先是君主，是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开支决定着其他各个阶级人们的生存，他们的爱好和生活方式影响着市场价格的变化，他们的灵感决定着不同职业的兴衰和取舍，甚至于一个国家的人口，说到底也是由这个阶级决定的。

坎蒂隆注意到了“业主”特别是农业经营者的作用。他指出欧洲的商品交换和生产已大半由这个阶级来进行，其中，租地农场主是农业生产的经营者，他们雇用工人生产并支付其工资，向地主交租，自己则获得利润。坎蒂隆强调他们的经营活动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与土地所有者相比，他们不是独立的。

坎蒂隆接受了配第关于工资应等于最低生活资料价值的观点。他指出，一个最不熟悉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至少应等于地主给他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数量，再加上把一个孩子抚养成人的土地数量的两倍⁽³⁷⁾。手工业者的劳动收入在价值上也是由土地产品的数量决定的，即等于他们所消费的土地产品的两倍。

坎蒂隆认识到利润是利息的基础，他指出，货币所有者把钱供给借钱人，是因为他预期将有一笔较高的利润，“这一利润必然同借款者的需要和放款者的担心和贪心成比例，我以为这就是利息的来源”⁽³⁸⁾。

6.6.5　坎蒂隆的重农思想

坎蒂隆在著作中已反映出浓厚的重农思想，他把土地耕种者看做是一国所有阶级和居民生存与致富的源泉。他把租地农场主的农业年产品分为三个部分:(1)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主要的和真正的地租，(2)维持生产的原材料价值和支付农业雇佣工人的工资价值，(3)租地农场主的经营利润。他认为，一国居民的生活资料“不是来自租地农场主保留的2/3，就是来自剩余给地主的1/3，总之是来自土地所有者的土地”⁽³⁹⁾。

坎蒂隆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农业年产品经过流通在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过程，初步阐述了土地所有者支出与国民生活的关系。他根据前述将产品分成的三个部分来说明:1/3以货币形式支付地租，土地所有者将此地租与城市手工业者交换，购买土地消费品;租地农场主保留的的农产品中有一部分与城市手工业者交换;剩下的产品一部分由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消费，一部分作为种子。以这样的方式，全部农产品得以实现，下一年再生产可继续进行下去。

坎蒂隆还认识到人口数量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一定联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居民人数正是取决于分配给他们的用来维持生活的物质资料，一国人口的数量必然以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年产品数量为限度。他认为如果所有土地都用于为人提供简单的食物，那么人类的数目就将以某种方式增加到土地所能供应的食物的限度。

坎蒂隆的学说中已能看到纯产品学、经济表等的最初形式，并且他在马尔萨斯之前已经认识到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