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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von Schmoller，1838—1917年)出生于海尔布隆维坦姆堡一个文官家庭，毕业于图宾根大学。从1864年到1913年，历任德国哈莱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1884年施莫勒被任命为普鲁士枢密院顾问，1887年被选为普鲁士学士院院士。1907年他被政府晋升为贵族，并开始在自己的国家统治了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施莫勒几乎控制着德国所有经济学重要学术职称的授予权，并要求候选人赞同他的经济学方法，从而致使德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不存在丝毫的机会。

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及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1875年)、《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1884年)、两卷本的《国民经济学大纲》(1900—1904年)、《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1911年)。此外，他还发表了若干专题研究和文章，如《17、18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1898年)。施莫勒创立和主编了《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学年鉴》。

14.4.2　施莫勒的经济思想

14.4.2.1　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施莫勒把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划分为氏族和部落经济、马克公社或村落经济、城市经济、地域经济、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六个阶段。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为了共同生存需要等共同利益而形成的联盟、由捕猎人和牧羊人组成的最原始的部落。这种部落的领导者是部落酋长。当原始部落经济生活的重心转向马克公社或村落时，便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马克—社区和村落—社区经济中，社区机构成为领导中枢。村落经济由于国家势力的崛起而解体，于是出现了另一种更高的经济生活的发展形态，即城市经济阶段。在施莫勒看来，在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内，经济进步是同城市的兴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对市民的购买和农村村民的销售之间的供求关系实行管制。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联盟精神和整个地区共同利益意识的增长，城市经济逐渐为地域经济所取代。这种取代过程最初表现为城市联盟，后来，这一联盟中的较大城市不断地获取周边区域渐渐形成区域国家。在仍然对外界保持着封闭状态的地域经济时代，地域性组织是推动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机构。地域经济时代之后便是国民经济时代。在国民性意识越是强烈的地域，其政治和经济力量便越是强大，把各地域统一为一个完整国家的运动就越强烈。随着国家对市政当局和地域组织的取代，原先的城市和地域经济政策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国家的经济政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找到了其赖以生存的基础——国民性意识。世界经济时代是施莫勒描述的最后一个经济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意味着人们开始能够按照自由贸易的精神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

然而，施莫勒眼中的世界经济时代并不是一个毫无利益冲突的和睦时代。他认为，所有的社会实体或经济实体(包括城市和区域、民族和国家)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双重关系。因此，在他看来，落后的民族或部落正是由于债务和不利的国际收支而在国际交往中陷入被动，在政治上则面临被吞并的危险。

14.4.2.2　重视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施莫勒看来，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因素在经济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经济问题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和解决。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和满足人们的伦理道德的欲望同样都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经济制度和组织就是受伦理道德规范和制约的一种秩序。施莫勒认为，工资也是一种道德范畴，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伦理关系，工资随着道德观念变化而不断变化，并由工人们性格的稳定程度决定。他声称，劳资之间的对立不是经济对立，而是感情、教养和思想之间的隔阂。施莫勒还从心理和道德因素优先于物质生产的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经济组织都是受制于道德伦理规范的一种秩序。

14.4.2.3　强调国家至上的观点

施莫勒认为，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他宣称人们之间有比各个个人和各个阶级之间经济关系更为基本的一种道义的结合。国家就是这种道义结合的具体机构。他认为国家公共职能在前进的文明社会里正在不断地扩大和增加。由于国家权力形成了一切权力的中心，组成了巨大的中央经济，并以其货币制度、农业和工业立法、交通和贸易政策、钱币税收制度等，使得所有的家庭、城市、社团都受到了国家权力的统治，因此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具有充分经济功用的国家权力，国民经济才能存在和发展，“企图设想有一个自然的国民经济，设想它超然存在于国家之外，完全脱离一切国家的影响，那纯粹不过是一个幻想罢了”⁽¹⁹⁾。其实，对国家力量的推崇是历史学派的传统观点，施莫勒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为了反对封建割据和发展资本主义关系，而他强调国家的作用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方面它溯源于18世纪末叶德国后康德时期哲学中的国家有机说，施莫勒只是把这个学说变本加厉地引进到经济领域中来，另一方面，施莫勒所说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1871年所建立的代表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德意志帝国。

14.4.2.4　社会改良理论与政策

施莫勒非常重视经济学在现实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当时德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劳工问题”。而这种矛盾在他看来主要是两个阶级在理想、精神和世界观方面的对立。施莫勒强调，只能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和道德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自由放任原则不会起任何作用。施莫勒对工人的处境抱有同情，主张通过施行各种法令改善劳工阶级的现状，其办法是制定工厂立法、劳动保险、工厂监督、劳动纠纷仲裁、孤寡救济、干涉劳动契约等法令，实行某些生产资源和企业国有化，限制土地私有制，改革财政赋税制度等。施莫勒还把自己的社会改良政策自称为“特种社会主义”。由于他利用教授地位在大学讲坛宣传这种改良主义主张，因此被德国经济自由主义者嘲笑为是“讲坛社会主义”。

德国历史学派的思想家注重从自己的民族实际出发，在理解了英、法古典经济学之后，强调了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这就是德国经济学的反“古典”传统。德国旧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家注重运用历史的和归纳的研究方法对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历史特点和现状特点进行总结，从而为新历史学派的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新历史学派则在旧历史学派的基础上更加侧重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方法从事经济研究，将经济、心理、法律和道德等因素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框架中，在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史方面研究成果的同时，还为美国制度经济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营养。

不过，德国历史学派的局限性也很明显。他们对抽象演绎法的摈弃和否认一般规律的存在的做法有所偏颇，将历史统计方法和归纳方法当作是经济学研究的唯一方法无疑是极为荒谬的;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也并非是严格按照生产方式的更迭而进行的，这就违背了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然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理论对当今处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的我国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其中的历史、归纳研究方法和国家经济学理论，启示着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一规律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德国历史学派在19世纪并非历史的主流经济学，而是作为一种异端学派的身份出现。该学派主要由德国学者组成，极力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提倡历史的统计研究方法，主张国家积极、强势干预经济生活。历史学派的这些经济思想集中体现了德国当时落后于英法诸强的具体国情，而动态的历史主义方法认为人类社会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呈现不可逆性，并且每个民族和国家都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而认为不存在统一的、广泛适用于各民族和国家的经济规律。

［2］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5.

(2)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13页。

(3)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296页。

(4)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第155页。

(5)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306页。

(6)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第136页。

(7)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322页。

(8)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323页。

(9)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5，第87页。

(10)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2页。

(11)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3～14页。

(12)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3页。

(13)罗雪尔:《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册，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875，第73页。

(14)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7页。

(15)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7～8页。

(16)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8页。

(17)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8页。

(18)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8页。

(19)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