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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重商主义与晚期重商主义对于财富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多少的标准。重商主义者认为在国内范围的自由流通是不会产生任何利润的，因为一个国家内部的财富总额是一定的，国内商业只会使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流入到另一些人的手里。因此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使货币尽可能多地留在国内，并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来增加国家的货币财富。但针对增加国内财富的具体途径，早期重商主义与晚期重商主义提出了不同的方法与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早期重商主义禁止货币输出，而晚期重商主义则允许把货币输出国外。

早期重商主义时期，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不发达，需要国家政策调节经济禁止货币输出，认为在自由经济条件下，无法控制货币始终留在国内。因此他们主张限制商品的进口，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这样会导致本国货币大量流出并无法回流。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当时的英国、法国等国家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并建立贸易中心城市，将商品贸易集中起来以便于管理。早期重商主义者将流通的整个过程割裂为两个不相联系的阶段，将商品流通中的买卖关系分割为买和卖两个毫无关系的阶段。在他们看来商品流通中的买会减少货币财富，只有卖也就是销售才会增多货币，将财富的来源看成是在流通领域中，把商品单纯看成是增值货币的手段，忽视了商品的本质属性。

到了17世纪商品生产得到扩大，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对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重商主义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晚期重商主义者认识到多卖能够增加货币，但少买并不是保存货币的有效途径，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投入到商业流通中去，只有这样才会扩大商品交换从而促进商品生产的扩大，为国家带来更多的货币财富。

(2)早期重商主义主张绝对顺差，晚期重商主义主张一定时期的贸易顺差。

早期重商主义主张多卖少买或不买，要求在每笔贸易中都要保持顺差;而晚期重商主义主张发展对外贸易，通过一定时期内的贸易顺差积累财富。早期重商主义时期，国家迫切地需要货币来奠定经济发展的基础，虽然他们允许对外贸易存在，但却强调在每次贸易中都要尽量使出口超过进口，实现贸易顺差来增加本国货币。当时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都颁布了各种法令，禁止金银出口。

晚期重商主义者已经将流通中买和卖的两个阶段视为一个整体，逐渐认识到商品流通的内在联系，不再强调每一笔贸易都要保持顺差，只要在一定时期内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货币总额，货币的总量就会增加，国家会因此致富。晚期重商主义者也主张国家通过法令鼓励国内商品的出口，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保证国内商业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本国工商业的发展。

可以看出，晚期重商主义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货币与货币资本区分开来，并重视通过国内工商业的发展促使国家财富增加。虽然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财富的源泉仍停留在流通领域，却为重视生产领域的经济思想打下了基础。

虽然重商主义的理论错误显而易见，但它的一些思想却蕴涵了现代西方重要的经济思想内容，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了继承。重商主义是诞生在封建制度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学说，为后来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及世界经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促进了英、法、意、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

(1)重商主义促进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重商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进行理论探讨的经济理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重商主义首次挣脱经院哲学桎梏，从因果关系来看待财富的增长。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是货币，是交换价值，不是使用价值，货币只有投入流通才能增值，货币具有资本的功能。这样，在资本主义萌芽刚刚出现的时候，重商主义者就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使命，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初期的经济状况和商业资本利益的认识。其考察的对象是一国的财富增长，涉及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将经济学的研究拓宽到一个新的领域，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先导。

(2)重视对外贸易，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基础。重商主义研究的出发点都在于落后国家的经济如何超过发达国家，为一个国家长远的发展做准备。因此重商主义主张增加一国的货币量，发展国内工场手工业，提高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庞大的原始资本积累。重商主义者特别强调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主张一定时期贸易的顺差，并通过关税等国家政策进行干预。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干预逐渐减少，但仍然不可缺少，是调节市场经济盲目性与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当然今天的国家干预及贸易保护论与重商主义时期存在差别，但不可否认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3)重商主义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重商主义是欧洲16—18世纪的主流经济理论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这一时期正是欧洲以极度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主张尽可能多地通过流通领域获得货币财富，为国内商业发展奠定基础。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在英国、法国得到了重大发展，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也有一定发展，因此重商主义也促进了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后崛起。例如在重商主义政策的推行下，英国工商业迅速发展，冶金、制盐、纺织等产业技术极大提高，商品生产不断扩大，海外殖民地实力增强，对外贸易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第一的经济强国。

作为商业资本意识形态的重商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局限于流通领域，虽然抛弃了前人将财富视为使用价值的错误观点，但又忽视了商品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将财富来源归结到流通领域中。他们对金银货币的认识只停留在简单、粗陋的水平上，将金银与货币、货币与财富等同在一起，没有清楚地认识到金银作为货币的特性，也没有搞清楚货币的特殊职能，从而简单地认为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途径，除了开采贵金属矿藏之外，就是依靠商品流通，实现在对外贸易中的顺差。

重商主义的错误观点清晰可见，但却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它是伴随资本主义对货币与财富的积累欲望诞生的。社会的发展，经济理论的进步使重商主义观点的错误逐渐暴露出来，后来被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然而，重商主义却没有被时代所淘汰，它对当今世界经济及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重商主义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借鉴意义:

(1)重商主义者强调商业带来利润的观点，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金融实力明显不足，很难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不能仅仅重商，应该在更高层次提升我国金融资本能力，适应世界经济发展要求。

(2)重商主义注重生产，主张将商业流通和生产相结合。长期以来我国的贸易发展与生产脱离，不依托实体，外贸的顺差更多是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非技术密集型产品。此外我国经济中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要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活跃国内商品经济，必须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国内商业生产。在新的形势下，应合理安排布局，除利用原有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的布局外，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实行垂直分工，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集中力量提高科技实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实现我国生产实力的扩张，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3)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现实意义。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会无限制地滋长资产阶级的贪婪欲望，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资产阶级进行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最终必然和人们的购买能力出现矛盾，从而产生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无论是面对经济危机还是经济的萧条，国家干预的手段就会成为调节经济的第一考虑。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完全的市场经济会使我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政府干预经济十分必要。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外部环境促进国有企业发展，调整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减少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政策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我国加入WTO之后，这种贸易保护政策被逐渐改变，世界经济向公平自由的方向发展。而长期的贸易保护削弱了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的积极性，导致技术更新缓慢，生产力提高困难。此外，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大量依赖外资，使外资占据了中国有利的投资机会，导致国内资本的外流，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客观地对待重商主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通过对重商主义理论的研究，促进我国经济健康长远发展。

重商主义的产生与15世纪西欧各国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生产

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地理大发现以及封建民族国家的兴起等原因逐渐打破了自然经济的基础地位，并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商品交换的领地，对外贸易逐渐兴起。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从这一背景出发将流通领域看成是获得财富的重要途径，成为重商主义者的普遍观点。

重商主义提出了“货币是财富唯一形态”“获得财富的途径是流通”“通过国家干预和增加人口等方式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重商主义的思想促进了英法等国商品生产及商业的快速发展，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过程，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将流通领域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这一点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1］马克思.《批判史》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5］李霞.从重商主义的发展分析英帝国的崛起.济南大学学报，2007(5):65-69.

［6］张国昀.论重商主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9):103-107.

(1)马克思:《〈批判史〉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253页。

(2)托马斯·孟:《贸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19～20页。

(3)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4页。

(4)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