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劳德戴尔出生于苏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长期担任议员。1804年出版了《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及其性质和增进原因的研究》，从而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抗衡，这在英国的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议，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这本书是对正统经济学的反对派。从此，劳德戴尔即成为反对古典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集中在财富观、价值观、资本观和利润等方面。

12.3.1.2　劳德戴尔的反《国富论》观点

劳德戴尔看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斯密的崇拜已然如同宗教式的崇拜。这种现象令劳德戴尔极其不满。斯密的经济学非常强调分工的作用，并指出大机器的广泛适用是导致分工的主要原因。而劳德戴尔则认为，分工的作用被斯密夸大，并且机器的使用并非是社会分工的原因，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实际上根本无法区分。在劳德戴尔看来，斯密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混同了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前者也称国民财富，并非由私人财富简单加总而得，节俭也不是用来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途径。他还分析了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定性和关系变动问题，他认为，有用物构成公共财富，价值物构成私人财富，两者数量呈现相反性的变动。由于价值的稀缺性，当物品减少时，私人财富(价值)就会增加，公共财富就会减少。这一原理在实践中也可以体现出来，当农业歉收或水资源被垄断时，私人财富增加，公共财富减少。

劳德戴尔还对财富的源泉及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节俭并不构成增加国民财富的办法和途径，财富的源泉在于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者才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三驾马车”。劳德戴尔还对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由于个人的节俭导致私人支出减少，这时就需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抵消，否则就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税收就属于一种国家强制性的节俭，于是他得出结论，当国家不能将所得税收入全部用于支出时，其结果必然导致国民收入下降，经济发展减缓。

劳德戴尔认为，物品的价值和有用性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也是个人资财的必要条件。因此，有用性和稀少性共同成为物品价值形成的条件。他还举例说，水对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物品，但只有当水被私人占有才会构成私人资财而产生价值。在价值尺度的问题上，劳德戴尔反对斯密那种将劳动作为价值尺度的观点，原因是劳动本身的价值也在变化。斯密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劳德戴尔的这些批评意见在《国富论》被奉为圭臬的时代背景下是极为难得的，这些观点被后来的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们所承认和接受。

斯密在《国富论》中将资本看做是劳动的必要条件和手段。这一点是劳德戴尔所反对的。他认为，资本本身也参与生产，资本的服务包括两方面内容:替代劳动和产生劳动所不能生产的成果。基于此，他提出，利润是对资本参与生产性服务的报酬，同时规定了资本报酬的上限为其参与的这种服务由劳动者提供时所应支付的工资。

萨伊也曾在劳德戴尔的著作出版之前提出过资本的生产性服务报酬说，但未将资本的作用同劳动作比较。劳德戴尔不同于萨伊的是，他从资本对劳动的可替代性中引出了资本的生产性，并认为资本的作用可以产生劳动不能生产的成果，这一点与劳动的作用有所不同。劳德戴尔又在此基础上推出资本应有的报酬就是利润。劳德戴尔与20年后的屠能不同，在他所处的时代里，“边际”这一革命性概念尚未出现，因此，还没有形成资本生产力论。

12.3.2.1　凯雷的生平

凯雷(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97年)是19世纪美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也是这一时期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年轻时曾承接父业从事印刷、造纸、煤气等许多职业，直到42岁时才开始涉入经济学领域，编写著作，其第一篇论著《论工资率及世界工人状况差异的原因的研究》出版于1835年。此外，凯雷还著有《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1840年)、《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协调论》(1851年)和主要著作《社会科学原理》(1857—1860年)。

凯雷的经济思想是在空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历史背景下而产生的，显示出与英、法古典经济学的不同特征，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乐观主义和调和主义色彩和倾向。他的经济思想包括地租理论、社会分配规律论和国际贸易论等方面内容。

12.3.2.2　凯雷的反李嘉图思想

凯雷是最早在地租问题上攻击李嘉图学说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了和李嘉图截然不同的土地的耕作顺序说，认为人类起先是耕作较为贫瘠的土地，然后才是较为肥沃的土地。由此看来，在他看来，土地的收益是递增而非李嘉图所谓的递减。当肥沃的土地被地主占有时，那么，农业资本家就不得不为租用肥沃的土地而支付一定数量的地租以酬报地主原来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所以，凯雷认为，地租实际上是一种资本的收益形式。

凯雷对于地租观点的论述旨在反驳英、法的普遍适用的古典经济学，矛头直接对准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并认为，像美国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土地富饶、投资就业机会颇多的国家，应该需要一种全新的、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不过，凯雷的错误在于否认了经济学的一般性，而过分强调了个别性，并且还否认了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在根本阶级利益上的矛盾对立关系。另外，凯雷提出的土地耕作顺序论，虽然同李嘉图较之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毕竟还是带给人们一种启示:地租依赖于土地等级的差别，而不是来自土地的耕作顺序。

(2)社会分配规律论

凯雷对于社会利益分配的阐述表明了一种乐观主义和调和主义态度，他在设想会有一个社会各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李嘉图经济学中关于资本家、工人和地主三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的观点。凯雷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商品的再生产费用，这包括工资和利润。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再生产等量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就会下降，劳动能力提高，从而劳动者的报酬会相应增加。

由于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价值下降，所以资本的利润率就会趋于下降，但因为积累的资本量仍在增加，所以利润的绝对数量仍然在上升，这样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收入都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本积累数量增多和社会产品不断增加而共同提高，凯雷还论证了劳动者的收入会不断提高，而且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也会相对增加，这样最终的阶级利益趋于调和。如他所言:“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就是如此。在科学所发现的一切规律中，它可能是最美妙的，因为它正是使人类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现实的和真正的利益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⁴⁾

凯雷在早期还是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者，在晚期便成了贸易保护论者。他认为，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对国家有很多好处。首先，贸易保护政策可以保护本国民族经济不受外来国家经济势力的摧残和破坏，因而可以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本国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支援，有助于增加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充分发挥人类的潜在能力。其次，贸易保护政策可以提高工资率。由于本国经济全面发展，必然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升，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争夺和竞争无疑会提高劳动工资率。再次，实行保护主义还可以节约运输费用。例如，农产品可以由本国人民消费而无需再被运至世界上其他国家地方销售而增加运输费用开支。由此，凯雷对英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产生了反感，因为这种制度有一种在全世界只建立一个大工厂的倾向，各国的所有原材料均须运至那里，而没有考虑中途的运输费用。虽然对贸易保护论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在政策主张方面，凯雷正是步了李斯特的后尘。

12.3.3.1　缪勒的生平和著作

缪勒是德国的著名经济思想家，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年轻时从事过编辑工作，学习过神学、法学和政治学。1813年开始担任政府官职，先后出任乡村委员、奥地利领事和维也纳总理府顾问。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学概论》(1809年)、《国家财政管理》(1812年)和《货币新论》(1816年)。

12.3.3.2　缪勒的经济思想

缪勒的经济思想充满了国家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他认为，国家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人类事务所组成的生活总体和精神总体。这种观念的核心在于，人们必须放弃局部，实现人的结合，并同世界建立联系，从而实现真正的自我价值，否则，个人的幸福将无法得到保证。他反对斯密的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并认为这种经济学会导致国家的分类和政治经济学的解体，其危险性很强。所以他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的有机结合，这样人们的财产才可以获得保障，资本的积累、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才成为可能。缪勒甚至主张通过战争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特征。此外，他还极力推崇封建社会制度。

缪勒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上还反对斯密的分工论。他认为，社会生活是一个统一的多面体，无论哪一门社会学科都必将涉及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和道德诸方面领域，因此，经济、艺术、政治等不能相互割裂，也不能将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分割开来。即使学科一般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但也是在学科的相互依赖及趋同的条件下存在。

(2)财富论和价值观

缪勒认为，财富应当具有双重意义:精神的和物质的两个方面。财富是由它们对于社会的有用性组成，而不仅仅局限于物品的本身。由此他推及资本，在他看来，资本也必须从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理解。而作为精神的资本，缪勒认为，这是指世代相传的人类的宝贵的历史经验、思想等。这样，缪勒就将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和精神性的生产活动区分开来，二者都是生产活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这就与斯密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划分了界限。

缪勒的价值观也具有两重含义: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公共价值)。在缪勒看来，物品的个别价值固然重要，但不能忽视其社会价值。例如在判断一件物品的价值时，它就必须对社会而言是有价值的物品。

从历史的角度看，李嘉图的后继者们无论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还是拉姆塞、琼斯和屠能，都没有继续地推进劳动价值论，反而在价值问题上越走越远，加速了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瓦解过程，特别是在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一些学者的观点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轨道。而反对者的观点和理论虽未能彻底推翻整个古典经济学体系，但也对当时的古典经济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劳德戴尔对价值的度量、资本和利润、分工及财富的增长问题与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分庭抗礼，针锋相对，他提出的一些反《国富论》的经济学思想被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认可，并成为后世学者质疑和批判，甚至推翻《国富论》的经济观点的理论源泉;凯雷作为19世纪上半叶美国最为杰出的经济学家，针对李嘉图的经济观点，提出了一种旨在消弭和调和阶级利益关系的新兴经济学说，这为美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缪勒则提出了一种基于国家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他更加强调国家的作用，否认私有财产、经济基础，这表明他的经济学说已经显然与古典经济学完全对立。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后继者还是批判者，他们的经济思想都对于后世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对于分析、预测和解决当今世界次贷危机和经济危机问题还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典经济学后期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说的贡献在于他们对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体系中的两大矛盾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释，在继承和发展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开阔了经济学价值问题研究的视野，这场反对者和支持者的论战也给后世的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的理论启示。

［3］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拉姆塞:《论财富的分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61页。

(2)拉姆塞:《论财富的分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97页。

(3)拉姆塞:《论财富的分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97～98页。

(4)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第234页。凯雷的社会分配规律与美国的另一经济学家巴斯夏的分配原理几乎完全相同。两人各自的朋友曾就谁率先提出这一理论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是认为，巴斯夏的观点很可能利用了凯雷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