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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ait，1801—1885年)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和欧洲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是乐观主义的阶级利益和谐论的创始者之一，也是当时经济自由主义的最主要代表。

巴斯夏出生于法国南部酿酒地区的一个富商之家。1825年继承祖父产业，从事酿酒业。1830年法国革命时，他当选为本地法官。后移居巴黎，积极从事反对垄断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巴斯夏受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法国针对政府保护关税政策发表文章，予以抨击。1846年，他在巴黎发起了成立争取自由贸易协会活动。他于1847年收集写过的文章及演说，汇成文集出版，取名《经济诡辩》。1848年2月革命以后，巴斯夏进入立法大会，继续宣传经济自由主义。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广为传播，巴斯夏又把社会主义作为批判对象，撰写《和谐经济论》，并于1850年出版。1850年出版的《和谐经济论》只有10章，并不完全。当年，巴斯夏去世。1851年，他的友人又将巴斯夏未出版的章节补全，出版了完整的第二版。

巴斯夏认为建立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因此，他承认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但认为社会大趋势是和谐的，因此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反对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

9.3.2　和谐经济理论体系

巴斯夏在《和谐经济论》中构建了一个和谐经济理论体系。

首先，巴斯夏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是从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手段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人。因此，当然应该从人和人的本性开始我们的研究。”⁽¹⁴⁾根据巴斯夏的观点，人具有感受性，从感受性这个总概念中生出两大类概念，一类为痛苦、需要、欲望、兴趣等，另一类为欢乐、享受、消费、福利等。人又具有活动性，从活动性这个总体概念生出努力、劳动、生产等。巴斯夏由此以需要、努力和满足作为三个基本概念展开论证。他说:“从经济观点看，需要、努力、满足就是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三个术语中，前后两个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是不能转移的，因为它们不但在感觉中产生，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感觉，而感觉是世界上最属于个人的东西，产生于努力之前并决定着努力的需要是这样。因此，被交换的只有努力，不可能有别的。”⁽¹⁵⁾“交换意味着活动，而唯有努力才体现了这种积极精神。”⁽¹⁶⁾在巴斯夏看来，“交换就是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的全部”。

其次，巴斯夏以劳务价值论作为和谐经济理论体系的主要理论基础。

巴斯夏认为交换的实质是交换努力，又解释为服务或者劳动，交换产生和谐。他说:“我们可以彼此帮助，可以替他人劳动，我们可以相互提供劳务，用我们的能力或源自能力的东西，在得到相应回报的条件下为他人提供劳务。这就是社会。”⁽¹⁷⁾交换引起两种现象，一是将人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二是促使人们进行分工。在许多情况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大于它们分散时的总和。力量的联合就意味着交换，分工则是联合的另一种形式。在人们的需要和满足之间存在一些障碍，通过交换，可以克服这些障碍。所以，“交换的一般性质是缩小努力与满足之比”⁽¹⁸⁾。只要交换所节省的努力大于它所要求的努力，交换就会无限地扩展。“交换的动机虽不崇高，但无论在其最初的以物易物阶段，还是后来遍布各地的商业阶段，交换都在社会中推动了崇高的趋向。”⁽¹⁹⁾巴斯夏认为，“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利益和同情两个动力共同走向一个目标:普遍幸福。这样，我们就无法否认，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所驱动的交易——至少就其效果而言——是道德力量的源泉之一”⁽²⁰⁾。在他看来，这种与交换产生的和谐是最主要、最美好、最具决定性、最多产的和谐。

巴斯夏认为有了交换才有价值，价值从交换关系中产生。他说:“所以价值一词的定义，按正确的说法，应该不仅同人的努力有关，而且应同人的已交换或可以交换的努力有关。交换不只是确认和测定价值，而且产生价值，我的意思不是说交换产生相互对换的行为或物，而是说交换产生价值的概念。两个人相互让与正在进行的努力或各自先前努力的结果，他们就是互相帮助，互相提供劳务。所以我认为，价值就是两项交换的劳务之间的比例关系。”⁽²¹⁾他认为，一切能满足需求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效用，效用有不同种类，一种是上帝无偿赐予的效用，称为无偿效用，另一种为有偿效用构成社会财富。“若能以无偿效用取代有偿效用，那就是成功。这种成功正是人永远不休止地追求的目标。”“不断致力于提高满足于努力的比例，乃是人追求利益的本性使然。能否在每一个具体的成果中提高无偿效用与有偿效用的比例，从而达到提高满足于努力的比例之目的，取决于与我们与生俱来的智慧。”⁽²²⁾“人孜孜以求的是以一种效用顶替另一种效用，也就是说，力图以自然的无偿效用和较少的努力获得同样的结果。过去只能靠人力完成的一些劳作现在可以用风力、重力、热能、气体的弹性等来完成。”“努力减少意味着劳务减少，劳务减少意味着价值减少。因此，每一个进步都带来减少价值的效果。这种效果是怎样产生的呢?不是削减效用，而使用无偿效用顶替有偿效用，以自然财富取代社会财富。”⁽²³⁾“财富按其一般含义说是两种行为，即自然行为和人的行为相结合的结果。自然行为是无偿的和共有的，依附于天公，永远不会失去其特征。只是人的行为才具有价值，从而为人占有。但是，随着智慧的开发和文明的进步，两种行为在创造某一种使用性全过程中的比重，一个越来越重，一个越来越轻，从而无偿和共同占有的领域不断向人类内部延伸，价值和所有权领域则按比例退缩。”⁽²⁴⁾

巴斯夏认为，价值原理对斯密来说在于物质和时间性，对于萨伊来说在于效用性，对于李嘉图来说在于劳动，对于西尼尔来说在于稀少性，对于施托希来说在于判断等。而他自认为他用努力或劳务来解释，弥补了上述各种价值论的不足，应能使各方面都满意。实际上，巴斯夏把价值原理寓于“劳务”而不是劳动，就使各种人的各种活动(作为“努力”)都成为与价值相关的来源。他把价值看做相互比较的劳务的评价，价值成为一种比例关系。

最后，和谐分配论是其和谐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巴斯夏既然把交换看做是相互提供劳务，那么社会各界各阶级之间，不论是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都构成相互提供劳务的“相互体系”。利润、地租和工资都是相互提供的劳务交换关系。

对于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他认为资本家是以过去积累的劳动与工人现时的劳动相交换，而且，他说:“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从总产品中的绝对提取额增加了，而它的相对份额反而降低了。相反，劳动中提取的绝对额和相对份额都增加了。”⁽²⁵⁾他甚至说:“这就是伟大的、令人敬佩的、令人快慰的、必要的和不可改变的资本规律。”⁽²⁶⁾

对于土地关系，巴斯夏认为地租具有和利息相似的性质，是对土地所有者在开发和改良土地所提供的劳务的应得的报酬。他说:“这里没有不公正，也没有有利于地产的特殊性。”还说:“我将要证明，人们也应该为土地资本执行这条我用这段话来表达的总规律: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家或地主和劳动者分享着产品，以至于第一种人的相对提取额不断下降，尽管他的绝对提取额在增加，而第二种的相对提取额与绝对提取额都在增加。”⁽²⁷⁾

9.3.3　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

巴斯夏是19世纪30—40年代公认的经济自由主义大师。按巴斯夏的观点，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将会越来越公有化，根本不必进行社会革命，只要实行经济自由，社会就会越来越“和谐”。他说:“当我们谈及和谐时，绝不认为社会世界的自然秩序已经尽善尽美，没有谬误和邪恶……若要和谐不伴以某种不和谐，除非人不能自由决断，除非人永远不犯错误。我们只能说，社会大趋势是和谐，因为任何错误都导致失望，任何邪恶都会受到惩罚，不和谐将会一一消失。”⁽²⁸⁾

巴斯夏承认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祸害，这些祸害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这些祸害包括垄断特权、战争动乱、奴役贫穷等。不过，巴斯夏认为，这些祸害的存在正是由于人们对自由交换缺乏认识和没能正确选择的结果。

巴斯夏认为社会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把社会看做是生产者的总和;另一方面，把社会看成是消费者的总和。他说，个人作为生产者，有反社会的倾向;但作为消费者，他的利益和社会是协调的。保护主义从生产者的愿望出发，要求垄断市场，是以拥护“不足论”为基础的;而自由贸易主义则是从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要求自由竞争，是以拥护“丰富论”为基础的。他对“不足论”和“丰富论”没有精确的定义，巴斯夏代表了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根据他的观点，资本主义不像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描述的那样悲观，更不像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邪恶。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建立在自由交换基础上的制度是一种和谐的制度，正是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美好社会。

面对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西尼尔、巴斯夏等试图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斯夏的经济学说的特点是直截了当地为资本主义合理性提出论证，在论证市场经济价值源泉的多样性、利益和谐性、市场有效性方面进行了深化。

西尼尔的纯经济学实质上是现代实证经济学的先声，其论述的纯粹经济学四个基本原理对经济学的实证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西尼尔的财富、价值和效用的观点引导了经济学走向效用价值论和成本价值论。西尼尔的“节欲论”对将心理因素等引入经济分析产生了影响，同时，“最后一小时论”则是纯粹为资本主义辩护，表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性。

巴斯夏认为建立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因此，他要说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存在社会矛盾和冲突，但认为社会大趋势是和谐的，因此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反对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巴斯夏对于经济和谐的论述尽管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美化与歪曲，但其主张经济关系的和谐及从价值和分配论角度探索建立和谐社会的思路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价值。

面对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理论的解释过程中，由于同李嘉图一样不能解决两大难题，所以不仅没能克服李嘉图经济理论体系中的矛盾，反而丢失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科学与合理因素。

西尼尔、巴斯夏等试图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的纯经济学实质上是现代实证经济学的先声。同时，“最后一小时论”则是纯粹为资本主义辩护，表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性。

巴斯夏认为建立在以平等交换为基础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巴斯夏对于经济和谐的论述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美化与歪曲，其和谐经济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价值。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16页。

(2)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第164页。

(3)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转引自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第149页。

(4)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125页。

(5)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0页。

(6)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8页。

(7)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20页。

(8)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25页。

(9)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20页。

(10)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28页。

(11)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55页。

(12)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55页。

(13)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75页。

(14)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85页。

(15)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00页。

(16)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99页。

(17)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13页。

(18)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13页。

(19)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18页。

(20)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20页。

(21)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36页。

(22)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71页。

(23)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75页。

(24)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57页。

(25)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12页。

(26)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83页。

(27)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84页。

(28)巴斯夏:《和谐经济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