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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出生于英国萨兰州一个乡村绅士家庭，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DanielMalthus)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后在乡间过绅士生活，与休谟、卢梭等人有交往，思想比较激进。马尔萨斯早年受教于父亲，1784年被送入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798年加入英国的僧籍，开始在萨兰州奥尔堡当牧师，并匿名发表名为《人口论》的小册子(全名为《论影响于将来社会进步的人口原理，反对葛德文、孔多塞和其他作家思想的评价》)，引起轰动;1802年他又用真名出版了《人口论》第二版(全名为《人口论，或人口对人类将来和现在幸福影响的观点》);1805年任东印度公司的海累伯利学院的近代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去世。在社会活动方面，他参与创办了有名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821年)和伦敦统计协会(1834年)。他的著作除《人口论》外，还有《关于谷物法的短文集》(1814—1815年)、《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1815年)、《济贫法》(1817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的尺度》(1823年)、《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

11.2.2　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初版序言中说:“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氏《一个研究者论教育、道德和文学》书中的贪欲和浪费论，它便是这篇论文的起源。”这里所说的朋友是他的父亲丹尼尔·马尔萨斯，他父亲把葛德文的著作推荐给他后，他们二人之间发生了争论，激烈的争论引发了马尔萨斯的进一步思索，并导致《人口论》的写作。

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形成阶段，英国的两大论战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首先是关于贫困人口的增加及解决问题的论战。由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发展，失业和贫困问题急剧增长，迫切需要被解决，为此英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济贫法”，规定穷人不论收入多少都要为其提供最低收入，这一做法在乡村很流行，但是在生产发达地区却受到争论，遭到了富人的强烈反对。其次是关于谷物法的争论。“谷物法”是英国政府在1773—1846年为提高贵族地主阶级的收入而实施的一种保护谷物贸易的政策。“谷物法”是限制外国粮食进口的保护贸易政策，它维持和提高国内粮价，使地租增加，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利益。根据该法令，只有当国内谷物价格超过规定限价时，才允许谷物输入。当时在国会处于多数的贵族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地租，又不断提高对谷物的限价。然而，不断提高的谷物价格势必造成实际工资的提高，并进而影响工业资产阶级的利润。而且，限制外国谷物的进口，也相应缩小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规模。因此，“谷物法”的存废成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知识背景上来说是建立在戈德温和孔多塞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戈德温和孔多塞思想的反对形成了其思想观点。戈德温是无政府主义的哲学家，在人口问题上持乐观主义态度，认为人口的增长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达到极限之后，人们将不再继续繁殖。孔多塞认为消除财富、遗产及教育方面的差异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平等将克服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并使社会日趋完善。这些有益的改革措施将使人口增加，但食物的供给将增加得更快。如果通过这些方法还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他主张对出生率进行控制以限制人口的增加。马尔萨斯不同意葛德文、孔多塞把社会灾难归结于社会制度的思想，在吸收和批判上述思想的基础之上，他认为贫困来源于人口的增长，并形成了其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两个“公理”出发:“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性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个法则，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性的固有法则。”

根据这两个公理，马尔萨斯得出一个推论，即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口增长总是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他说:“我的公理一经确定，我且假定，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地巨大。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他还援引美国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英国土地生产物只能依算术级数增加为例进行论证。

为此，他提出必须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增长进行平衡的法则，主张“按照人类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则，这两个不平衡力的结果，必须保持平衡……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必须继续使其结果平衡。”他认为:“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必须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穷及罪恶所抑制，致使现实人口得与生活资料相平衡。”⁽¹⁶⁾在《人口论》第二版中，马尔萨斯提出了道德抑制，即降低人口出生率以保持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均衡，他从他的人口增长规律基础上引申出三点结论或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产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产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产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¹⁷⁾

依据其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穷和罪恶归结为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并以此反对把资本主义罪恶归结为社会政治制度的观点和理论。他说:“葛德文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里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实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几乎都归咎于社会制度。他认为一切的政治法规和由来已久的财产所有制度是万恶之源，亦即使人类堕落的一切罪恶的温床。”⁽¹⁸⁾在马尔萨斯看来，葛德文所说的理想社会即使实现，也会由于人口的激增而瓦解。

马尔萨斯把工人工资也看成是受人口规律支配的，根据他的看法，在人口增长超过一国维持人民生活的生活资料时，必然引起工资下降和工人生活恶化，从而使人口减少。工人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随工人人口的增减而变化，并不断重复这种过程。这种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发展为工资基金学说。

马尔萨斯依据人口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反对英国济贫法。他认为，济贫法不仅不能增加维持人口的食物，而且还会增加人口，有害而无益，应予以取消，而代之以“贫民习艺所”。

对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应该有更加客观和公正的评价。马尔萨斯专门研究了人口问题，把一些概念、范畴和命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而成为经济学领域中人口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第一，马尔萨斯把人口完全看成是一种自然现象，认为其只受自然法则支配而否认其社会性质和受经济规律支配，这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后来贝克尔等人的研究指出的贫困与人口的关系的现象也反证了马尔萨斯观点的局限性。马克思把人口规律同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相联系，提出:“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¹⁹⁾第二，由于马尔萨斯用适用于一切社会的“一般规律”否定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曲解工人工资变动的规律，并把资本主义罪恶归结于人口过多，特别是贫苦人民过多生育，“贫民贫困的原因在于贫民自身”，因此，他的人口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辩护，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冷酷和阴暗心理，这是应该予以谴责和批判的。同时，虽然马尔萨斯的理论中所说人口增长的两个级数不一定是确切的，有武断之嫌，但其蕴涵的要求人口与食物保持平衡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论点应当受到尊重，尤其是对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抑制终将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警告应予以高度重视。

11.2.3　价值、利润、地租理论

马尔萨斯因《人口论》而闻名以后，又逐步研讨一般经济理论。

在价值论上，马尔萨斯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反对者，他首先发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矛盾并与李嘉图展开了长期的争论。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既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不幸给一些人留下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好像都是从工人那里抢来的和骗来的。

针对李嘉图体系的两大难题，马尔萨斯把价值归结为三种不同含义:使用价值，即商品的内在效用;名义交换价值或价格，即以贵金属来估量的商品价值;内在交换价值，即由商品内在原因所产生的购买力。马尔萨斯认为，商品价值大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而是由商品在该时该地所交换成可支配的标准劳动量来衡量的，这个内在交换价值在马尔萨斯看来就是与商品所能交换或支配的劳动量相等的，他强调:“在没有其他说明的时候，物品的价值总是指这种意义上的价值而言的。这种定义的价值恰恰等于根据占有欲望和获得的困难而决定的商品的估价;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商品的估价总是决定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而且通常是决定于基本的生产成本。”⁽²⁰⁾根据马尔萨斯的上述推理，商品的价值最终由生产费用决定，也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可见，马尔萨斯接受了斯密以购买劳动决定价值和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又吸收了萨伊的三种生产要素论，最终形成了一个购买劳动价值论、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相混杂的价值论。

马尔萨斯在他的价值论的基础上解释利润和地租。关于利润，他首先抹杀了利润的剥削本质，他认为利润只是在交换中所出现的商品购得劳动和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劳动的差额所构成，是国民收入归于资本家的部分，是商品价值扣除各种垫支后的余额。他说:“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利润率的变动决定于该商品出卖后的价值和已知的垫支价值之间的差额;而这差额的大小总是决定于供求情况的。”⁽²¹⁾即利润是在交换中产生的“让渡收入”，而不是生产中产生的劳动的产物。其次，他否认工资与利润的对立，认为工资所代表的价值是既定的，由能购得的劳动所决定的商品的价值是可变动的，因此，利润的大小取决于后者。他以此来反驳李嘉图的利润的高低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的理论，否认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阶级对立。

关于地租的性质，马尔萨斯既反对地租是土地垄断的得利的说法，又否认李嘉图的地租来源于自然的吝啬的说法，他认为地租是地主占有土地肥力的报酬，是自然对人类的赠与或是上帝对人类的赐予。关于地租的量，他把地租看成是产品总价格中扣除工资和利润之后的剩余部分。他对产生地租的原因作了三点说明:(1)土地的性质，土地能生产出比维持耕种者的需要还多的生活必需品;(2)生活必需品的性质，生活必需品能不断创造出对它的需求，即它总有销路;(3)肥沃土地的稀缺性，肥沃土地有限，而肥沃土地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比劣等地多，从而能得到较多的报酬。关于地租为什么归于地主阶级，马尔萨斯用有效需求不足论来为地主阶级辩护，认为只有地租归于地主才能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并认为地租增加是社会繁荣进步的标志，地租理论最明显地表明了马尔萨斯为土地贵族利益辩护的立场。

11.2.4　有效需求不足危机论

在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危机是一个已引起人们重视和讨论的重要问题。在争论中，马尔萨斯是认为存在危机产生必然性的一方，他所提出的理论被称为有效需求不足危机论。

根据马尔萨斯的看法，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生产发展的条件，在这种关系中，如果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就会出现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

根据马尔萨斯的价值论观点，商品价值“必须代表并计量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加利润”，而利润是在流通中产生的。马尔萨斯认为商品价值在市场上的实现取决于市场上有无充分的“有效需求”。他认为“有效需求”就是人们的购买愿望加上实现这一愿望的购买能力。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的全部商品就不会全部售出，从而社会商品的总价值不会全部实现，资本的利润就无法实现。

马尔萨斯论证说，只靠资本家之间相互买卖和工人工资的支出不可能实现商品的全部价值，因为在资本家之间的相互买卖中，资本家都是一方面是买者，一方面又是卖者，在自由的竞争下，买卖双方都实现了平均利润，然而两者相互抵消。工资的支出只能买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一部分，因为按照他的价值学说，工资本来就只构成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而且正是由于工资只能买回商品的一部分，商品的剩余部分才构成资本家的利润。于是资本主义社会经常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使资本的利润不能实现，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马尔萨斯正是以此批评李嘉图、萨伊否认普遍生产过剩危机的观点。

在马尔萨斯看来，商品价值只能由只买不卖的人支付，资本的利润才能实现，这部分人只能是地主、僧侣、官吏、军队等组成的消费队伍，这类人的消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以实现，这类人的消费以地租、赋税、国债等形式出现。从这里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理论的阶级倾向性，他为土地贵族等非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特点暴露得十分清晰。

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既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列宁曾把他的学说称为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的学说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但同时，他又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因而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改革分配等办法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强调人、人的需要，批评李嘉图“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他把消费提到首要地位，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指责李嘉图的见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古典经济学的分化者。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进行了开创性和最有影响的研究，其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最初探讨，涉及社会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与不平衡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其有效需求不足分析受到后来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对凯恩斯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都以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分析比李嘉图、萨伊等人更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而代表着古典经济理论的分化与新动向。

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都是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代表着古典经济学的分化和新动向。西斯蒙第对古典经济学由早期的推崇转向批判，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反对空想社会主义，最终成为以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怀疑和经济浪漫主义为特色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对人口问题的研究是其在经济学说史上影响最大的理论成果，马尔萨斯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的最初探讨，涉及社会经济中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与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其有效需求不足分析受到后来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对凯恩斯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都以其对社会经济的宏观分析比李嘉图、萨伊等人更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6］蒋自强，张旭昆，袁亚春，等.经济思想通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7］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

［8］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五十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尼古拉斯·庇巴，等.46位大经济学家和36本名著.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

［10］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11］罗杰·巴克豪斯.现代经济分析史.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12］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285页。

(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47页。

(3)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10页。

(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45页。

(5)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10页。

(6)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13页。

(7)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62页。

(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66页。

(9)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80页。

(10)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84页。

(1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76页。

(1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217页。

(13)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446页。

(14)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224页。

(15)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465页。

(18)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第1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692页。

(20)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55页。

(21)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