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

11.1.1　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西斯蒙第与李嘉图差不多是同时代人，李嘉图生活的英国社会基本上由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三大阶级组成，小生产已几乎被消灭殆尽了，但西斯蒙第生活的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却远远落后于英国，当时的法国还是一个农民占总人口数目80%以上的封建农业国家，工商业中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虽有所发展，但比重较小且多为国家兴办，带有深厚的封建色彩，城市工商业中小生产占较大比重并发挥巨大作用。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为资本主义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产业革命在法国迅速开展起来。产业革命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又使广大城乡的小生产者在摆脱了封建奴役之后，紧接着落入了资产阶级新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广大城乡小生产者又陷于破产、贫困的境地。西斯蒙第生长在瑞士的法语民族区，这个地区在政治、经济上与法国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法国革命影响下，瑞士也发生了革命，并在19世纪初卷入产业革命的潮流中。法国与瑞士的状况引起了西斯蒙第的注意，西斯蒙第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

11.1.2　西斯蒙第的生平与著作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德·西斯蒙第(J.C.L.Sismondi，1773—1842年)是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瑞士日内瓦，曾到巴黎上过大学，后因父亲破产而辍学，不久被父亲送到里昂学商，1792年里昂爆发革命后回到日内瓦。他曾在意大利置办农庄，经营农业。1800年，他重回日内瓦，一度从事政治活动，然后专门从事研究。他于1838年被选入法国社会政治科学院，1841年被法国政府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他的主要经济著作有:《托斯卡拉农业统计表》(1801年)、《论商业财富》(1803年)、《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等。

西斯蒙第在出版《论商业财富》时，是斯密的忠实信徒，他详尽地介绍了斯密的经济学说，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但在出版《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时，他已转变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对者，其理论与同时代的李嘉图的理论是针锋相对的。

11.1.3　西斯蒙第在经济学说史上的特殊地位

西斯蒙第是一位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是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代表着古典经济学的分化和新趋势。他对古典经济学由早期的推崇转向批判，他既批判资本主义，又反对空想社会主义，最终成为对古典经济理论的批判者和以具有经济浪漫主义为特色的经济学家，是现代福利主义思潮的先驱。马克思认为西斯蒙第既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列宁曾把他的学说称为经济浪漫主义。

西斯蒙第首先是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经历了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他是古典经济学派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徒;在第二个时期，他却成了古典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批判者。1803年在写《论商业财富》一书时，西斯蒙第是以向法国人民介绍古典经济学说的一个正统的亚当·斯密的信徒的身份出现的，在这本书中他完全同意斯密的一切学说，他后来把这本书称为年轻的过失。在这之后，西斯蒙第在经济学方面搁置了15年，转而从事历史研究。在这15年中，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成为第一个与经济自由主义传统决裂的经济学家。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发现许多事实与他所信赖的古典经济学原理不相符合。他通过对英国社会经济的研究，发现生产增加了，但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英国社会积累的财富给人民带来的更多的是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他认为这些灾难产生的原因在于错误的经济方针，而其根源在于正统的经济学，即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由此西斯蒙第成为古典经济学的批判者，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他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分配制度和自由竞争等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他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这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马克思评价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时，“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¹⁾。

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经济学创始人。西斯蒙第的学说反映了处在产业革命和经济危机下，受到灭亡威胁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李嘉图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工业革命看成是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标志，在他眼里，资本主义制度是绝对进步的制度，经济危机的出现仅是局部和偶然的现象。西斯蒙第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的必然性，他否认资本主义是合理的和自然的制度。但是，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因而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而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改革分配等办法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虽然极其同情广大劳动群众，赞同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希望依正确比例进行社会生产，也并不主张回到中世纪旧有的制度中去，但是他的思想却始终没有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界限。因此，他对资本主义大生产所造成的恶果的攻击，对中世纪行会、宗法制和农民小生产的描绘使他事实上只是成为小生产阶级的代表，反映了既要保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又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经济要求，这被称为浪漫主义经济学。

西斯蒙第是现代福利主义思潮的先驱。他认为英国古典学派只把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是有缺陷的，人们用劳动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为财富而创造财富。英国古典学派单纯追求财富的增加，无视人们的享受，不了解“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²⁾，结果在英国造成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状况，国家财富虽然急剧增加了，但人民却更加贫困。因此，“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们必须使财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间进行财富分配时必须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没有特大的天灾人祸，他们不会为生活所苦”，⁽³⁾这就是现代福利主义的思想萌芽。

11.1.4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西斯蒙第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西斯蒙第认为应该对英国古典学派理论进行修正或补充，他说:“我们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节约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手段;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⁴⁾他反对李嘉图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无限制地增加财富的观点，反对他用增加生产和减少消费来增加财富的方法，他指责古典经济学只考虑财富本身而忘记了人。他的新原理就是不仅要研究财富，而且要研究人的享受。因此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绝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该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在他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增进人的物质福利。

西斯蒙第在讲到他的基本推理和方法时说:“我认为，为了谋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须和资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们赖以生活的收入，消费必须同人口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资本之间以及同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必须成相同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在这些比例关系之中，每一个都有可能遭到破坏，例如收入往往不能按照资本的比例增长;即使收入不增长，人口也可能增加;数目虽然众多但是比较贫困的人口，可能要求极少的消费;最后，再生产也有可能按照投入资本的比例，而不按照需要它的人口比例进行;最后，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⁵⁾总之，收入与资本，生产与消费，再生产的资本与消费它的人口之间都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人幸福。这是继承了法国古典经济学自布阿吉尔贝尔和魁奈开创的宏观经济分析的优良传统。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强调人的需要，批评李嘉图“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强调注意人们的情感、需要和渴望，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单纯计算的科学，而是伦理道德的科学，它所研究的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⁶⁾。但西斯蒙第所强调的人只不过是被他理想化的小资产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局限性。

他把消费提到首要地位，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指责李嘉图的见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只注重探讨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的问题而忘记了消费。他主张将消费居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系的首位，而财富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应由政府指导，以符合于人们对物质幸福的要求。西斯蒙第恰是从这一点出发而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其社会改良主义的。

11.1.5　生产均衡条件的宏观分析

西斯蒙第研究了资本和收入、生产和消费等概念，实际上研究了一国国民收入或年产品的生产、流通与分配，因而也是当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西斯蒙第认为消费是目的、消费先于生产，即宏观经济中生产与消费应相等，这是他分析再生产的前提。西斯蒙第认为，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消费起决定性作用。他说:“人一生下来，就给世界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愿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愿望的劳动技能和本领。这种技能是他的财富的源泉……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用于满足他的愿望和他的需要。”西斯蒙第认为分工出现以后，世界上人们所能从事的工作更加多样化了，文明和进步提高了消费的要求，但是人们的消费只能通过交换来实现。也就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该用来消费，如果它的年产品在市场上不能找到消费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顿，国家就会由于产品过剩而陷于灭亡。因此，生产的增加只有在消费也相应增加时，才是稳定的增加，即西斯蒙第特别重视需求因素对财富增长与形成的意义。

西斯蒙第认为收入通过消费决定生产，他说:“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就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一旦生产不能和收入交换，生产就会陷于停顿。”⁽⁷⁾因此，资本和收入之间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不考虑这种区别而产生了消费是无限的错误认识，鼓励生产无限扩张，从而造成文明社会的灾难。关于什么是收入，他采用了斯密、萨伊的观点，认为收入有三种，分别是地租、利润和工资，它们来源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关于什么是资本，他认为，单个农民的产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小麦作为来年收获以前的粮食;另一部分保存起来作为种子，来年再生产小麦。“社会的形成和交换的发生，使这项种子积累起来能够产生收入的部分大大增加，这就是人们所谓的资本”⁽⁸⁾。在这里，他是把资本与生产资料等同的。但在接下去的论述中他实际上又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生产关系。他说，把多余的小麦作为工人的食粮，用这部分小麦换取劳动以生产产品，“那么，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渐增多而不会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资本”。在资本与收入的关系上，他认为一个人的资本可以成为另一个人的收入。他为了区分资本和收入，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固定资本(工厂、机器等)、流动资本(种子、原料、工资等)和收入。收入是用于消费的;固定资本是间接为人类需要服务的，它帮助人们进行消费品的再生产;流动资本则可以变成工人工资，转化为工人的消费基金。在商品经济中，生产服从消费的原则转化为供给服从需求。在这种生产与消费关系中，收入与支出是重要环节。他指出:“国民收入应该调节国民开支，国民开支则应在消费基金里吸收全部生产;绝对的消费决定一种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产，再生产又生产收入。”⁽⁹⁾绝对的消费是指资本家和工人消费的绝对量，从量上说，不论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的消费即支出都不能超过收入，所以支出决定了消费，国民开支消耗国民的全部生产物。西斯蒙第认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与劳动的绝对量是不相等的，同样多的生活资料将在下一年生产出更大的劳动量;由于这两种价值之间比例的波动，引起了国民财富的增加或减少、生产阶级的富裕或贫穷、人口的增多与减少。因为消费是由支出或最终是由收入决定的，所以消费决定生产也可以看做是收入决定生产。

在他看来，收入虽然从再生产中产生，但生产本身不是收入，生产只有在收入实现以后，即“只有在每一件产品都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费者，因而把它从流转中抽出来使它变成消费基金以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¹⁰⁾。所以，不是生产决定收入，而恰恰是收入决定生产，收入通过消费决定了生产，这便构成了西斯蒙第特有的再生产理论。这其中主要蕴涵了他关于经济均衡进行的条件，即总消费等于消费基金或总收入等于年产品的观点。

以上就是西斯蒙第对社会生产均衡条件的论述，简单来说其均衡条件最主要的就是生产必须和收入相等，他进而分析了收入的决定因素和从收入方面决定生产的因素。对于收入，他指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商品社会并不直接形成生产的收入，只有当它被人需要，它的价值才能实现，才能转化为生产者的收入。关于生产，从供给方面影响生产的因素中，主要是资本的数量。尽管西斯蒙第把资本正确地分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在考察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时，他仅仅把资本看成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这样资本量的大小便决定了雇佣劳动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年产品的大小。为此，必须保持资本与收入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资本应当与消费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资本减少或过多，就会引发社会灾难。总之，只有与消费保持一定比例的资本数量，才是均衡生产发展所必需的。同时，由于西斯蒙第只把资本理解为工资基金，认为资本量决定劳动需求，因此，资本和人口也要保持一定的比例。

总之，在西斯蒙第看来，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就是消费等于生产，年收入等于年产品，从这两个等效的基本条件中派生出的条件是资本与消费及资本与人口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西斯蒙第上述观点，可以看成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早期表述，是对法国经济学重视重大比例关系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尽管有很大的缺陷，但他是第一个用总量均衡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

11.1.6　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坚决反对萨伊提出而被李嘉图笃信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定律，在收入决定生产理论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他认为上述生产均衡进行的条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自然存在的。根据收入决定生产的观点，年收入的总量必须用来交换年生产的总量，通过这项交换，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消费品，都要取得一笔再生产的资本，要为一项再生产而进行投资，并提出新的要求。因此，西斯蒙第认为:“如果年收入不能购买全部年生产，那么一部分产品就要卖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产者的仓库里，积压生产者的资本，甚至使生产陷于停顿。”⁽¹¹⁾这种情况表明生产超过了收入，也即生产超过了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经常低于生产所能达到的高度，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收入不足就是消费不足，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消费不足。

西斯蒙第认为，生产超过消费，这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大机器代替了手工生产，小生产者破产，丧失了收入，从而降低了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生产者之间受自由竞争支配，资本家为了击败竞争者，占领市场，纷纷采取大量生产、低价售卖的政策，为此，必然力求降低生产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工资的下降使工人消费日益萎缩。因此，一方面，在追求利润、采用机器和企业不断集中的情况下，造成生产的无限扩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而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这将使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使生产和消费间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产品的实现面临严重的障碍，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他说:“由于财富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在生产上往往不以需要为转移，而是以拥有大量资本为转移的富有的国家里……一旦生产猛然超过消费，就会引起严重的贫困。”⁽¹²⁾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还能够发展是由于国外市场的存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会越来越小，产品实现问题最终会成为不可克服的困难。

西斯蒙第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结果。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一大功绩。但是，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又有根本的缺陷。生产扩大归根到底要受消费的限制，他强调个人消费是不无意义的，但是他不了解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包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不了解除了个人消费，还有生产消费。所以，他仅仅强调个人消费及生活资料的实现问题，而忘记了生产消费及生产资料的实现问题，这样就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他用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来解释危机，并未揭示危机的实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仅用消费不足并不能完全解释危机。事实上，劳动人民消费不足在一切阶级社会是共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消费有所增加，危机仍然是不可避免。西斯蒙第不从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危机的根源，就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11.1.7　经济浪漫主义的改良纲领

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西斯蒙第以敏锐的眼光和对人类的深切同情，强烈指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恶果，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抨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西斯蒙第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发展。同时，他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的理想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而只是想限制资本主义发展使其符合小生产者的利益。他也不认可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其学说不值一提，他反对公有制，因为平分财产不能鼓励劳动热情。他留恋过去的时代，主张用小私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于是就产生了西斯蒙第特有的浪漫主义改良纲领。

小生产是西斯蒙第的理想。在农业中他主张由政府扶持宗法式农业，走与英国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总结说，土地的耕种方式有三种:(1)土地可以由集土地所有权、资本所有权与劳动所有权于一身的人耕种;(2)土地可以由农场主或对分制佃农利用长期租契耕种;(3)土地由农业工人耕种。他认为前两种方式较好，应建立在农场主和工人间的自然连带关系，让农场主负责在工人病老和贫困时供养他们，并且不把工资降至最低限，不让工人做力所不及的事等。为此，要加重大地主税，以补偿用大农场方式经营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在工业中，西斯蒙第也主张实行相同的原则，反对大工业制度，主张建立为数众多的小作坊，要使工人能有机会与雇主联合。他在对策上首次提出了工人与雇主的利润分享制，他还就工人劳动时间、童工、保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主义的改良建议。当然他并不是主张完全恢复到中世纪状态中去，而是要求经济的发展采取宗法和行会的原则，用这种原则来制约资本主义社会，把大农场和大企业分散为小作坊和小企业。

他把改良理想的实现的希望寄托于执政者和国家政权，要求政府采取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措施管理经济生活。西斯蒙第认为，政府应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要求“政府保护居民摆脱竞争的后果，呼吁国家调节经济生活”。在他看来，社会改革的中心是“为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寻找社会应该以怎样的权利原则和司法原则来保护工人免遭竞争——经常企图把工人送到最贫困的生活水平以下——的危害”⁽¹³⁾。同时，他认为:“立法者还必须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争影响的保障。”“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从各方面看，每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的运动。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¹⁴⁾因此，他的改良主义建议涉及限制遗产权、限制劳动日、禁止童工、规定工资、实行劳动保险等各个方面的福利主义、人本主义的政策措施。

西斯蒙第的社会改良纲领具有浪漫主义特征，他的理想社会是消除资本主义大生产而回到小商品生产，把宗法式的农业经济和城市手工业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立。他赞美宗法式的农业、城市手工业和行会，他认为在宗法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条件下，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波动、危机及工人阶级的贫困与痛苦，生产是为满足人们的需要的，社会生产可按比例正常地进行。这是违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他也了解历史不能走回头路，他曾说:“我们已经指出这一阶级以往在行会和工会制度下得到怎样的庇护;也指出了当一个工人变成师傅从而能够维持其家庭生活时所获得的那种稳定。这里不是说要恢复他们的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组织。如果我们在自己迷失方向以后只知道盲目地回到我们先人的弯路，而不是去寻找更好的道路，那么，经验教训就不是多么有用了。”⁽¹⁵⁾但是，由于他没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他不能超越小资产阶级的眼界，在对社会进行改革的设想中只不过把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使他的思想带上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性和反动性。当然，历史也是公正的，他的改良主义纲领中蕴涵的福利主义主张和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