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大卫·李嘉图的经济思想

8.1.1　李嘉图的生平、著作和研究方法

8.1.1.1　李嘉图的生平

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年)出生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富有的伦敦交易所经纪人。李嘉图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随父亲在交易所工作。因坚持与新教徒女子相恋结婚被断绝父子关系，后独自从事证券交易业务，因李嘉图熟悉业务，善于钻研和把握时机，25岁时成为巨富。后来，李嘉图转而研究学术，曾致力于数学、化学、物理、矿物学和地质学等，还是英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1799年，他最初接触到斯密的《国富论》，从此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李嘉图最成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是181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李嘉图当选为英国国会下院议员，成为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主张社会改革的激进派，1823年因中耳炎复发并影响到脑部而辞世，终年51岁。

8.1.1.2　李嘉图的著作

李嘉图早期的经济论文所关注的是币值和物价问题。1809年8月29日，他在《晨报》上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匿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章《黄金的价格》，批评了滥发纸币的政策，奠定了他的货币数量理论的基础。1811年发表《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成为当时非常有影响的货币问题专家。后来，李嘉图对货币问题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1823年写作了《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一书。

1815年《谷物法》通过后，李嘉图开始关注地主阶级和工业阶级斗争的热点问题。在当时关于《谷物法》的辩论中，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是两种不同意见的代表，马尔萨斯曾先后发表了《地租的性质与发展及其支配原则的研究》、《对限制国外谷物输入政策的意见的根据》等著作为地主阶级的利益辩护，李嘉图则发表《论低价谷物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代表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1822年李嘉图发表《论对农业的保护》，论证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仅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而且和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相矛盾。

在詹姆斯·穆勒的鼓励和支持下，李嘉图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自己的经济学观点系统化，写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于1817年4月19日出版，该书的出版使李嘉图获得极大的声誉，并成为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权威。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由原序、第三版小引和32个章节组成。全书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寻找最佳途径，提高劳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增加资产阶级的财富。全书32章中，1～6章属于资本理论部分，分别为论价值、论地租、论矿山租金、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论工作、论利润，而其余各章，或是理论原理的应用分析，或是上述六点的附录补充。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出版以来，一直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被加以研究，有的人(如美国经济学家凯里)认为这本书散布了阶级不和，把经济学之车开上了错误的道路而指责李嘉图体系，并给李嘉图加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而有的人则给予李嘉图很高的评价，指出李嘉图方法巧妙，阐述深奥，论点明了，揭示内容深刻，英国新剑桥学派甚至曾经提出“回到李嘉图去”的口号。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阶级收入的来源与相互关系，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利益的对立，研究了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各个方面，并得出了一些科学的结论。

8.1.1.3　李嘉图的研究方法

李嘉图在著作中，以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原理作为出发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现象，尤其是分配问题的研究。李嘉图生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工业资产阶级与贵族地主阶级争夺国民财富的现实，使他从阶级对立的角度来关注分配问题，他发现了地租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工资的对立。这样他就将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研究的重点，认为确立分配的法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他极力主张经济学应当探讨决定劳动产品在劳动各阶级中分配的一般法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找到了理论基础，这就是劳动价值论，并由此出发来演绎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基本问题。

这是李嘉图对以前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配第在研究中初步使用了抽象法，从经常涨落的市场价格中抽象出自然价格加以分析。重农学派使用抽象法，把社会分为三大阶级，研究了社会资本的生产与流通，斯密也采用了抽象法，把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用劳动说明交换价值。不过，斯密的著作在使用抽象法的同时，也使用现象描述法。李嘉图指出了斯密方法上的二重性及其所带来的观点的二重性，他追求前后一贯的理论，始终运用抽象法进行研究。

正是这种演绎方法，第一次赋予经济学以统一的逻辑体系，使经济学从道德哲学中独立了出来。从他以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和基本观点虽然多有变化，但是在方法上基本继承了他的抽象演绎法，以至于发展为数理方法这种高度抽象的演绎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李嘉图的研究方法是他对现代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¹⁾

但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也存在缺陷和错误。第一，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般的一切社会的生产关系，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看做是一般的生产规律。他虽然也知道人类社会是发展的，但他把发展仅归结为生产的发展，看到的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阶段，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却认为这是社会的普遍的生产方式和发展规律。所以，他虽然分析了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范畴，却从不注重这些范畴的历史起源;他虽然指出了工资与利润、利润与地租之间的对立，但把这些只看做是社会所固有的、自然的东西。第二，他忽略了历史归纳方法，忽略了历史制度等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打破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保持的抽象和演绎法的微妙均衡，使得经济学似乎只是从一些前提假设演绎出来的逻辑体系，不再与经验事实有多大联系，被后来的科斯讥讽为“黑板经济学”，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与事实相悖，具体说来就是他无法以劳动价值论来破解“李嘉图难题”，即无法解释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现象，这就使他的理论体系存在内在的矛盾，最终遇到难以攻克的理论上的难关而破产。

8.1.2　劳动价值学说

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李嘉图学说的特点在于他以劳动价值论贯彻其学说体系，他把劳动价值范畴作为一切经济范畴的基础，探讨各经济范畴和这一基础是相符合还是矛盾，价值概念的演绎推论的方法构建其理论体系。其学说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亚当·斯密的价值理论而建立的，同时，他的价值理论又为马克思所继承。

8.1.2.1　对斯密价值理论的批评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从评论斯密的“钻石与水”价值反论开始的，他批评并发展了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的观点，他认识到斯密尽管注意到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二者的区别，但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李嘉图认识到交换价值必须以使用价值为前提条件，实际上指出了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这为马克思所继承。

李嘉图指出，斯密在论述价值决定时同时用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两种规定说明价值决定，实际上是提出了两个不同的价值标准尺度。李嘉图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用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大小与这种劳动量成正比。

李嘉图还批评了斯密抛弃劳动价值论用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虽然李嘉图同意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但他坚持价值是第一性的因素，分配要在价值形成以后才进行，因而是第二性的因素，无论在初期野蛮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价值都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李嘉图指出，一种商品在生产出来以后，它的价值可以在不同社会成员中分配，但这不影响商品的价值，工资、地租和利润来自商品价值，相互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三项中的任何一项的变动都不影响商品的价值，只是引起另外一项或两项的反向变化。得到的结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的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是李嘉图的价值论与斯密价值论的重大差别，也是为马克思所赞许并继承的观点。

8.1.2.2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李嘉图首先确认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这是其价值论研究的出发点。李嘉图把商品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商品的交换价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如罕见的雕像、图画、古画和古钱等，这些商品不能由人类劳动增加它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不能由于供给增加而减少。另一类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商品。在李嘉图看来，前者只是极少数，后者是大多数，而他所要研究的是后者，他指出:“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²⁾，“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³⁾

李嘉图已经初步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开了，这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进步。李嘉图在谈论价值时，曾使用过许多概念，其中使用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是“相当价值”。不过，他在使用“相当价值”时，曾赋予它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二是指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前者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李嘉图也称为“绝对价值”、“真实价值”、“实在价值”或“价值一般”，后者则是名副其实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在谈到绝对价值时说:“衡量一种商品的贵贱，除了为取得这种商品而作出的劳动的牺牲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任何东西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的;没有它，就没有一样具有价值的东西能够生产出来……投入商品的劳动量的或多或少，是其价值变动的唯一成因。”在谈到交换价值时，李嘉图说:“交换价值的意义是，一件商品所具有的能够换取另一商品的任何某一定量的力量。”⁽⁴⁾

在劳动决定价值的基础上，李嘉图分析了劳动量与商品价值量间的关系。对商品的量的统一性的考察和研究是他的价值论的突出特点，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曾激励马克思探寻价值之谜，对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有重要理论启示。李嘉图指出，劳动量增加，商品价值量就增加，劳动量减少，价值量就减少，“商品的价值与投入它们的劳动量成正比”⁽⁵⁾。但是，在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化时，商品价值的大小要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就减少，价值量就下降;反之，劳动生产率下降，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就增加，价值就会上升。当劳动是不同质的时候，他把不同质劳动还原为同一的社会劳动，把复杂劳动看做倍加的简单劳动。他说:“当我谈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基础，相对劳动量是几乎唯一的决定商品相对价值的因素时，绝不可认为我忽视了劳动的不同性质，或是忽视了一种行业一小时或一天的劳动与另一种行业同等时间的劳动相比较的困难。为了实际目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价很快就会在市场上得到十分准确的调整，并且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相对熟练程度和所完成的劳动的强度。”⁽⁶⁾

李嘉图还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必须是必要劳动。他说:“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能够用的较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⁷⁾李嘉图的认识对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有一定启发，只不过他的必要劳动是在最坏条件下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而非马克思的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李嘉图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还区分了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他以袜子生产为例，指出袜子所包含的价值中，既包括织袜工人的直接劳动，还包括其他工人(如纺纱工人、制织袜机工人)的间接劳动。他说:“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的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⁸⁾李嘉图在这里也认识到，商品价值包括工人直接劳动(或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和由间接劳动(或物化劳动)所体现的旧价值，李嘉图还清楚地指出，只有工人新加入的活劳动才创造新价值，机器等生产资料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并以此批判了萨伊关于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的观点。不过，李嘉图没有提出劳动二重性的学说，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是如何同时进行的。这里隐含着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问题，开始有背离其劳动价值论的危险。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代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价值论方面的最高成就，被马克思称为“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

8.1.2.3　李嘉图价值理论与现实的矛盾

马克思说，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

造成李嘉图理论困境的原因在于其价值理论的缺陷和矛盾。首先，他虽然把生产商品的劳动看做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却从没有研究这种劳动的性质，而是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了价值量的分析上，把劳动只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在他看来，劳动创造价值、价值量由劳动时间衡量是十分自然的事，完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李嘉图方法论上遇到了两大难关，形成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两大矛盾，并最终导致了李嘉图体系及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要解决第一个困难，就要摆脱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按价值规律进行的等价交换，那么工人的工资应等于他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利润等于零;如果工人的工资小于他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二者的差额也即利润得到了说明，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就不是按价值规律进行的等价交换了。李嘉图坚持用劳动说明价值的决定，但无法解决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困难。解决李嘉图理论困难首先在于要区分劳动和劳动力，劳动与资本的交换的实质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等量交换，马克思解决了这一问题，并由此引出了剩余价值理论。

要解决第二个困难，就要说明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等量资本一般都能获得等量利润。李嘉图反对斯密用收入说明价值的观点，坚持劳动价值论。但他也看到，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时，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涨落必然使同量资本得不到同量利润，而要使同量资本得到同量利润，工资变动必然引起商品相对价值或价值的变动，李嘉图无法解释这个矛盾。这是李嘉图学说的根本矛盾，正是由于这一矛盾使得马尔萨斯反对他所采用的抽象演绎法，也引起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这一矛盾由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用“生产价格”理论给予了解决，但由此引发了“价值转型”问题的长期论争，也引起了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对不变的价值尺度的研究。

8.1.3　分配理论

劳动价值论是李嘉图经济学的基础，收入分配理论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李嘉图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财富性质及其增长的任务已由斯密基本完成，但财富如何分配的问题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满意的说明，因此他认为“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准则，乃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⁹⁾。

李嘉图重视分配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斯密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人们注意的中心问题是资本积累和财富增值之间的相互关系。到李嘉图时代，资本积累对于财富分配比例的影响已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此时生产有了巨大的进步，财富在不断增长，但社会收入的很大部分被拥有土地的贵族占去了，这直接威胁到资本积累，所以抑制土地贵族的收入，为加速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而现实中，资本家与地主正围绕《谷物法》进行斗争。李嘉图分配理论的宗旨就在于依据其劳动价值论说明各种收入的性质及工资、利润和地租之间的数量关系，其矛头直指地租。

8.1.3.1　地租理论

李嘉图认真地研究了地租的性质、起源及量的变化，并且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说明地租的来源，从而使古典经济学的地租理论达到顶峰。

在考察地租的性质时，李嘉图首先提出了“纯地租”的概念，认为真正的地租“是为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¹⁰⁾，即认为在地主的名义地租收入中不全是地租，也可以存在土地资本的利息和资本家的利润，就是说，其中可以有一部分视为是为改良土地、修建必要建设时而投入的资本而支付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说土地存在“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是不正确的，因为土地没有不可摧毁的和原有的力，而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但李嘉图用纯地租的概念指出地租是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地主的产品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级差地租，他对地租定义是:“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而获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¹¹⁾李嘉图认为，地租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土地的有限性以及土地在肥沃程度和位置上的差别性。他说:“如果一切土地都具有相同的特性，数量是无限的，质量也完全相同，那么，使用时就无须支付代价，除非是它在位置上具有特殊便利。”⁽¹²⁾不具备这些条件地租就无法产生。因此，他指出，地租不是自然的赐予，相反它源于自然的吝啬。同时，他认为地租的产生同土地耕作从优等地到劣等地的顺序和土地收益递减相联系。他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耕种肥力较高和位置较好的土地，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人们不得不去耕种质量和位置较差的土地，耕种较差土地必然要投入较大的生产费用，或者说，同样投入只能获得较少的产量，因而每单位农产品包含的劳动量必然上升，这就使原先耕种的较好的土地能产生较高的资本利润，这部分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支付给地主，就产生了级差地租I。他总结说:“每当我们有必要在土地上追加一份生产报酬较少的资本时，地租就会增加。”⁽¹³⁾这包括了扩大劣等地的耕种，也包括了在同一土地上追加投入。

李嘉图还考察了级差地租II，即由追加等量资本和等量劳动的生产率不同而产生的地租。他说，在同一块土地上，追加和第一次等量的资本和劳动，产量总是以递减的比例增长，因此，“地租总是由于追加的劳动量所获报酬相应地减少而产生的”⁽¹⁴⁾。李嘉图在论述级差地租II时，还正确地指出了它由于追加投资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并且指出级差地租II在租约期满之前可以留在租地农场主手中，只有在租约期满后地主提高租额时才落入地主手中。但他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土地收益递减的观点，并把它作为说明级差地租II的基础。他曾说:“假使土地的肥力是没有限度的，假使在同一土地上，资本一笔接着一笔地投入，可以取得同样的产量，这就不会产生地租。”⁽¹⁵⁾

李嘉图对地租理论的贡献是对级差地租的论述，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李嘉图成功地解决了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问题，他指出，由于市场竞争，无论优、中、劣等土地的产物总是以同一价格出售，因此，农作物的价值决定于劣等地的产品上所耗费的劳动。劣等地上所耗费的劳动即最不利条件下的劳动，就是决定全部农作物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同这一价格所代表的劳动与在优、中等地上的实际耗费劳动的差额就成为地租，所以，农作物的价值仍然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这就使地租理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没有绝对地租，他认为最差土地是不提供地租的。他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是有深刻原因的。他没有生产价格、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又没有注意土地私有权垄断，因此，在他的体系中，如果承认农产品价格在补偿生产费用和平均利润之外还提供绝对地租的话，就要承认农产品价格高于农产品价值，从而承认农业除劳动创造价值外，自然要素也创造价值，这将推翻劳动价值论。另外，李嘉图在论述级差地租理论时认为按从优到劣的耕种顺序土地收益递减作为地租形成的条件或原因也是片面的，实际上只要存在肥力和位置上的差别，不论耕作顺序是从优到劣，还是从劣到优，都可以形成级差地租;地租的增长也不一定与农产品价格上涨相联系，只要土地差别增大，同时最劣土地劳动生产率提高，那么，农产品价格下降时地租量也可以同时上升。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关键在于他要指出地租与利润的矛盾与对立。它是通过工资说明这一点的。人口增加，食物需求增加，农产品价格由于劣等地投入耕种而增加，从而地租增加。同时，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工资提高，工资的提高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因此，李嘉图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工人利益未变，地主最为有利，而资本家吃亏。如果工人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上涨，那么也会吃亏。所以，他在谈到农产品价格与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时说:“除了地主以外，一切阶级都将因为谷物腾贵而受损失。”⁽¹⁶⁾在他看来，工资与利润的对立，是由地租与利润的对立而产生的，所以，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是由地主与资本家的矛盾引起的。李嘉图从地租与利润的对立中实际揭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他的地租理论在当时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谷物法》提供了理论武器。

8.1.3.2　工资理论

李嘉图和斯密一样意识到，工资是影响利润的首要、直接和明显的因素，李嘉图的工资理论包括工资性质、工资量的决定机制等。

首先，在性质上，李嘉图把工资看做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李嘉图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或价值)是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量。“劳动正像其他的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可以在数量上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具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必需的食物、必需品和家用品的价格。”⁽¹⁷⁾这是李嘉图理论体系的第一个根本矛盾，即劳动与资本相交换与价值规律的矛盾。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导致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产生。

关于工资量变化的规律，李嘉图是用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自然价格的波动来说明的。李嘉图认为，按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给工人的是劳动的市场价格，劳动的市场价格在劳动稀少时昂贵，在劳动充裕时便宜。“劳动的自然价格是让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必需的食物、必需品和家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

李嘉图在研究工资发展趋势时，曾提出相对工资的概念，即把工资收入作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总和中的一部分，考察工资所占比例的变化。由于李嘉图从相对工资角度考察工资发展趋势，认为随着社会发展，工资会有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资本增长率比不上人数的增加，货币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李嘉图的论述明显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马克思认为，相对工资的分析是“李嘉图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李嘉图以前，始终只对工资作了简单的考察，因而工人被看做牲畜。而这里工人是被放在他的社会关系中来考察的。阶级和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¹⁸⁾

8.1.3.3　利润理论

李嘉图重视利润分析，在他看来，只有利润迅速增长，国家才会处于最佳的境地。同时，李嘉图始终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来说明利润，正确地指出了利润的实质。李嘉图在研究利润时，是在两种含义上进行的，有时他把利润同全部垫付相比较，有时只把利润同可变资本相比较，李嘉图把利润看做剩余价值的唯一的基本形式。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利润是劳动耗费的结果，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的是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其余部分被资本家占有成为利润。他说:“商品的全部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劳动工资。”⁽¹⁹⁾在这里，李嘉图实际上把利润看做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了。

李嘉图还研究了利润量的变化规律。在他看来，商品价值分成工资和利润两部分，他断定利润的变化取决于工资的变化，后者是原因，前者是结果，变化的方向相反。根据李嘉图的观点，劳动生产率是利润变动的最终原因，他是从生产出发研究分配的，同时，他又把工资看做是关键的环节。马克思高度赞扬了李嘉图对工资的分析，认为李嘉图特别指明工资与利润按相反方向变化，实际上揭示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不过，李嘉图的分析也有缺陷，他忽略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下的工资与利润的关系分析。实际上，只有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变的条件下，工资和利润才可能按相反方向变化，或者说李嘉图研究的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另外，他没有把剩余价值从利润中单独抽象出来加以研究。马克思说，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主义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

李嘉图已认识到利润率平均化和下降的趋势，他认识到利润平均化是各行业竞争的结果，初步理解通过各行业之间的竞争，使各行业不同的利润率逐步趋向并形成平均利润率的过程，只不过他没有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没能科学地阐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李嘉图认为，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引起谷物需要增大，谷物价格上涨，工资上涨，从而有造成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同时，资本品价格上升，会导致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只有地租的相对比重提高，揭示了工资、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关系，从而揭示了地主、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

8.1.4　李嘉图的货币理论

在李嘉图时代，古典经济学已经充分揭示了货币的商品本质，李嘉图则进一步把劳动价值学说应用于货币，为交换等价论提供了基础。

8.1.4.1　货币流通量规律

李嘉图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认为铸造货币的金银，同其他商品一样有价值，其价值也决定于所耗费的劳动量。他说:“黄金和白银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其价值只与其生产以及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成比例。”⁽²⁰⁾并认为商品与货币的交换，与商品与商品的交换一样，都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商品和货币交换的等价说明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商品的自然价格变动的原因可以在商品方面，也可以在货币方面。商品价值的变动与其价格同方向变动，而货币价值的变动则引起商品自然价格的反方向变动。

从上述的原理，李嘉图得出了决定流通商品所必需货币量的规律。假定在一个国家内，商品的流通量和价值是已知数，则“一国所能运用的货币量必然取决于其价值。如果只用黄金来流通商品，其所需的数量将只等于用白银流通商品时所需白银数量的十五分之一”⁽²¹⁾。即李嘉图认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数量取决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同货币的价值成反比，一国流通手段的数量与流通中的商品额成正比。另外，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

李嘉图从货币的国际平衡方面作了更明确的解释。他认为在正常流通情况下，每一国都保持与商品数量相适应的货币量，货币按其包含的劳动量来流通。但如果一国拥有的金银因发现新矿而增加，或由于商品价值总额有了增减，那么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就会出现过多或过少的现象。货币数量过多的国家物价上涨，货币价值贬值，金银就会输出;货币数量过少的国家物价下跌，货币价值上升，金银就会输入。金银在国家间的流动，使各国货币数量适应流通需要，并平衡货币与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上述观点是有其科学合理性的，但李嘉图只关心货币与商品关系的数量方面，认为交换价值只是两种商品的交换数量关系，价格只是商品和货币的交换数量关系，却没有进一步研究货币与商品在本质关系上的内在联系，即没有深入研究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因此也认为纸币可以完全取代金属货币。马克思指出，从17世纪开始，古典学派包括李嘉图在内，“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²²⁾。

8.1.4.2　货币数量学说

由于忽视了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把在一定范围内适用于纸币流通的规律作为一般的货币流通规律，并为其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服务，李嘉图得出了货币数量学说。

货币数量学说是一种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说明商品价格变动的货币理论。根据货币数量学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货币量增加了，它的价值便下降，其表现形式就是一般物价的上涨;货币量减少了，它的价值便上升，其表现就是一般物价的下跌。

具体说来，按照货币数量论，当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与商品流通所需货币数量一致时，货币价值是由生产货币的劳动来决定的。如果货币数量多于商品流通所需的量，货币价值就要低于原来的金属价值，商品价格就上升;如果货币数量少于所需的量，货币价值就要高于原来的价值，商品价格就下跌。货币价值与货币流通量成反比，与商品流通量成正比;商品价格与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与商品流通量成反比。在货币数量过多，价值下降时，会引起金银的生产下降，直到供给减少使货币提高到正常价值为止;在货币数量过少，价值上升时，会引起金银的生产量增加，直到供给增加使货币降到正常价值为止。

这一学说与上述货币流通量决定于其价值的原理相矛盾。因为依据货币数量说，货币的价值反而决定于其流通量。原因在于，货币主要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李嘉图忽略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的职能。忽略价值尺度职能，就会产生错觉，认为商品价格决定流通手段的数量，而流通手段的数量又取决于一国所有的货币材料量;忽略贮藏手段职能就会认为，任何数量的货币都会进入流通，而没有看到，在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超过必需的流通量的货币会自动退出流通转化为贮藏货币，货币执行贮藏手段可以自发调整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

李嘉图货币数量学说的意义在于以他的货币数量学说作为解释英国当时货币制度纷乱、物价高涨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当时币制纷乱、物价高涨的原因在于不能兑现黄金的纸币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并依此而提出了稳定通货的方案。

8.1.4.3　稳定货币制度的方案

关于稳定通货的方案，李嘉图提出的是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可兑换纸币制度。

李嘉图依据货币数量的规律，赞成使用纸币，认为纸币具有节约贵金属材料、可随时改变数量等优点。同时，他也看到，纸币与金银币有很大区别。一般说来，金银币不会超过流通需要，但纸币有可能超过流通需要，纸币过多会引起货币贬值或通货膨胀。李嘉图区分了可随时兑换金银硬币的纸币和不能兑换的纸币，认为前者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而后者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他意识到，纸币流通规律是从纸币代替的金银价值这一关系中形成的，因此他赞成纸币数额绝不能超过它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的观点，并以此作为检验英国纸币流通量是否过剩的标准。

他主张由银行发行代替金币流通的银行券要有一个法定额的黄金准备和随时的、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兑现。李嘉图1816年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经历了30年的争论，184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皮尔银行法案》，该法案正是以李嘉图方案作为指导思想的。根据这个法案，英格兰银行取得了货币发行的垄断。银行发行的法定信用发行额限为一千四百万英镑，超过此数量的发行都必须有十足的黄金准备。英格兰银行并按一定的官价，随时分开买卖黄金，即随时无限兑现。李嘉图的方案以稳定货币为主旨，代表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反对阻碍生产正常发展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利益和要求。

8.1.5　国际贸易理论

8.1.5.1　国际自由贸易思想

李嘉图是自由贸易的积极拥护者，他反对国家干预对外贸易，主张建立国际自由贸易、合理分工的世界经济秩序。他在斯密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上，发展了古典学派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

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他指出对外贸易发展大大有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加，从而使享用品总量增加。同时，他指出自由贸易有利于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他从劳动生产率、工资、利润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根据李嘉图的看法，随着社会的发展，谷物价格和工人工资会不断上升，从而使利润降低;如果扩大对外贸易，在国外发现可用较低价格获取商品的新市场，就会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他说:“工资不跌落，利润就不会提高;而工资除非用它来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价格跌落，否则就不会持久地跌落。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张，或由于机器的改良，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能按降低的价格送上市场，利润就会提高。”⁽²³⁾在英国，由于土地收益递减作用，农产品价格已经很高，而阻碍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谷物法》的目的无非是维持较高的农产品价格，从而使地主阶级可以得到较高的地租收入，极大地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李嘉图反对《谷物法》，而他的国际自由贸易理论正是反《谷物法》的理论。

8.1.5.2　比较成本学说

李嘉图的国际自由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是他所提出和论证的比较成本学说，这一学说在当时甚至被认为是李嘉图对经济学的最大的贡献。

斯密在分析国际自由贸易时已论述了优势原理，被归纳为绝对优势原理或绝对成本学说。根据绝对成本学说，参加国际分工并进行交换的双方都可以节省劳动;这时，一个国家所输出的商品一定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或这个国家生产这种商品所需成本绝对小于其他国家。李嘉图发展了斯密优势原理的思想，特别展开分析了相对优势原理。李嘉图认为，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国生产自己条件最好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成本并不一定要比别国生产该产品的绝对成本低，只要在本国各种产品间，以及在与其他各国产品比较时相对较低就可以相互交换，双方所能得到的使用价值比自己生产时要多。

这一学说证明，即使在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一个国家都占有绝对优势，而另一国家都处于绝对劣势，仍然可能存在着有利于双方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李嘉图还分析了比较利益的实现机制——货币数量学说。针对那些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不利的贸易差额，从而造成国家货币储备减少的观点，他断言根据黄金在国际流动的规律，对外贸易会自动调节各国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货币在一国的输入或输出可以避免由于货币过剩或不足而妨碍商品正常价格的形成。由此可见，李嘉图关于黄金在国际的均衡分配和货币自动调节原理是依据货币数量论建立起来的。

比较成本学说论证，只有在资本和劳动能在国际完全自由转移的条件下，才要求以绝对成本来进行商品交换，但这一前提并不存在。在资本和劳动不能自由转移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便足够成为国际贸易的充分条件，这一支配国际贸易的原则可以应用于一切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可从中受益，这样李嘉图的论证就为国际自由贸易打开了局面。

8.1.6　经济发展思想

8.1.6.1　关于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机制理论

李嘉图在边沁功利主义的思想影响下，更加坚信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即趋乐避苦的行为。如果说斯密较多受18世纪启蒙思想家“自然秩序”的理性观念的影响，那么李嘉图则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在李嘉图时代，以边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哲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边沁认为，社会是完全屈从于个人、溶解于个人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虚构的机体”;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准则，即每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遵循功利主义，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幸福”是每个人利益的加总，李嘉图根据边沁的观点，断言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并不与整个人类、整个社会的利益冲突，他说，“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他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²⁴⁾。

李嘉图相信资本主义具有自行调节的功能，主张实行各行业自由竞争、国家不予干预的自由放任的政策。他说:“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需要国家“做的全部事情，就是避免一切干预，既不要鼓励生产的一个源泉，也不要抑制另一个源泉”⁽²⁵⁾。同时，李嘉图也强调国家在保障私有财产、政治变革和振兴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在他的心目中，国家应为资本主义创造或提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是一个节省开支的廉价政府。

李嘉图把政府开支归属于非生产性开支时认为，“凡属赋税都有减少积累能力的趋势”，“有些赋税所引起的结果可能比另一些赋税严重得多。但是赋税的巨大危害倒不在于课税目的的选择，而在于整个说来的总效果”⁽²⁶⁾。因此，在他心目中，最好的财政计划就是支出最少的财政计划，最好的赋税就是税额最少的赋税。

李嘉图已经了解赋税征收的转嫁现象，并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各种赋税种类。在他看来，赋税征收的合理界限应是收入或剩余价值，使赋税落在收入或剩余价值上而不直接落在资本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他说:“政府的政策应当鼓励人民这样做的倾向，不要征收那种必然落在资本上面的赋税。”⁽²⁷⁾根据这种原则，地租税只会影响地租而不能转嫁，所以，地租是最合适的课税对象。利润税和农产品税都可以通过商品价格上涨转嫁给消费者，工资税会使工资上升，最终由资本家支付，所以工资税事实上就是利润税，而对工人必需品的征税则有降低利润率的趋势。

李嘉图完全赞同斯密关于税收的四项原则，他也反对政府大量发行公债，认为这会造成政府不知节俭。总之，在赋税上，李嘉图也处处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8.1.6.2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和基本条件的理论

李嘉图清楚地知道，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他曾说:“资本的丧失可能立刻会把一个增长中的国家变为停滞不前或退步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在它积累资本的时候才是前进的。”⁽²⁸⁾他也清楚地知道，能转化为资本积累的是一国的纯收入，即利润和地租，工资是生产的必要费用，它的多少对资本积累是无关紧要的。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是以纯收入多少来衡量的，而与总收入无关，也与这个国家人口的多少无关。他说:“只要实际纯收入不变，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究竟是1000万还是1200万是无关紧要的。一国能维持多少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性劳动的能力只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²⁹⁾在纯收入方面，他很注意地租与利润的关系，认为低工资、低地租和高利润是较理想的分配状况，因为只有高利润才为增加资本提供条件，从而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

李嘉图认为:“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商品的数量，而且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会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³⁰⁾在两种方式中李嘉图更推崇第二种方式，即将资本投入以提高劳动效率，增加产品数量，而不增加必需品的消费。

李嘉图的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揭示具有重要的影响。李嘉图根据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分配论证明，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人口相应增加，随着谷物需求的增长，耕地将日益贫瘠，土地收益将递减，农产品价值将提高，地租、货币工资都将上涨，从而利润率将下降。如果没有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使资本积累的动因消失，资本积累就会停止，于是，社会就将进入简单再生产的静止状态。这体现了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担忧，但李嘉图对资本主义长期经济趋势是乐观的，他认为通过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取消《谷物法》、发展对外贸易、改革赋税制度等措施可以提高利润，他深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的。

8.1.6.3　否认普遍经济危机

在有关是否存在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李嘉图是站在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的对立面而信从萨伊定律的。他相信人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需求是无限的，相信供给可以创造需求。他曾说:“我把人类的欲望和爱好看做无限的。我们都希望增加我们的享受或能力。消费增加我们的享受，积累增加我们的能力，它们同样地促进需求。”⁽³¹⁾产品总是要用产品或劳务购买，货币只是实现交换的媒介，人们不会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如果商品已经生产出来，就必然有某些具有消费这些商品的愿望和力量的人，换个说法就是，对这些商品必然有需求。”⁽³²⁾资本的自由转移可以实现对生产的调节，资本会按照各行业所必需的数量得到合理的分配，社会中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的危机。李嘉图承认局部生产过剩有可能出现，认为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在市场上过剩的程度可以使其不能偿还所用资本，但就全部商品来说，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有的，从而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他否认普遍经济危机，但仅在他死后3年的1825年，在英国就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是他理论局限性的一个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