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亚当·斯密的生平、著作与研究方法

7.1.1　亚当·斯密的时代背景

亚当·斯密的学说形成于18世纪五六十年代，比威廉·配第晚一个世纪，《国富论》的构思和写作共花费了他24年的时间。

这一时期，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夕，工场手工业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技术的不断更新，都为机器的发明创造提供了条件。1705年牛考门的引擎已经出现，1733年约翰·凯的飞梭发明成功，1767年哈格里夫发明了改良纺织机，1778年瓦特的蒸汽机出现，不久就应用于纺织业。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矿产业、冶炼、交通运输的发展，并使呢绒、造船、酿酒、玻璃、糖、纸等新兴产业全面发展，英国从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转变为工业占据首要地位的工业国。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英国实现了对农民的剥夺，基本上消灭了农业中的封建制度和小农经济，农村中的自耕农几乎完全被消灭，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大农场日益增多，破产的农民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廉价劳动力或资本主义农场中的雇佣工人，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在国际上，英国先后战胜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积累了发展机器大工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

18世纪的英国，已经形成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即社会中明显区分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英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迅速向城市转移，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为代表的城市人口在数十年间增长数倍甚至数十倍，这些工商业大城市也同时成为英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英国的商人已遍布世界各地，英国逐渐确立起了海上霸权，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在这个时期，英国无产阶级刚刚形成，还未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土地贵族、商业金融贵族在政治上还占有主要地位;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已经获得巨大增长，在经济上迫切需要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解除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束缚，实行自由竞争、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和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从理论上论证这一时代要求的，就是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

7.1.2　亚当·斯密的生平

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父亲是一个海关职员。斯密自幼聪慧，并受到良好教育，14岁即进入格拉斯哥大学，主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数学，斯密深受哈奇森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了研究道德哲学的志向。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1694—1746年)最早提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口号，斯密在后来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时，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仍牢记不忘。1740年，17岁的斯密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

斯密174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到科卡尔迪，1748年任爱丁堡大学讲师，讲授英国文学史，并有一学期兼教过经济学，1751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当时道德哲学课程包括的范围十分广阔，斯密讲授这门课的讲义分为四个部分: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1759年斯密发表了他的讲义的第二部分即《道德情操论》，深刻阐明具有同情心和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设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初步论述了其学说中“看不见的手”的基本原理。《道德情操论》的出版引起了社会广泛重视，斯密也因此在社会上赢得了声誉。

1764年，斯密接受青年贵族布克莱公爵之邀，作为私人教师陪同公爵到欧洲大陆游历。斯密在法国和瑞士游历三年，有机会同法国启蒙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伏尔泰、爱尔维修以及魁奈、杜尔阁、老米拉波等人交往并结下友谊。在这期间，斯密决定写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

1767年，斯密随公爵返回英国。在伦敦，斯密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国内知名学者的交往范围更广也更频繁。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和创作计划，斯密回到故乡柯卡尔迪，经过六年完成初稿，又赴伦敦搜集新资料并进行修改，修改工作又持续了三年。1776年斯密的著作出版了，书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这部书的出版轰动一时，不仅经济学界极为重视，连议员们在国会中也以能引证这本书为荣。这部书适应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为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密把配第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综合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也使他成为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

斯密1778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总监，1787年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7月17日病逝。

7.1.3　亚当·斯密的著作

斯密生前只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部著作，后人在斯密去世后出版了《哲学问题论集》(1793年)。斯密曾有十多卷未完成的手稿，在去世前不久，他说服自己的朋友把这些手稿销毁了，他的学生所做的他在1763年讲课的笔记在1895年被发现，经E.凯南整理编辑出版，即《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另外，1958年又发现了斯密关于修辞学和纯文学的讲义，格拉斯哥大学在1976—1983年间出版的《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全集》是斯密著作最完整的版本。

斯密的《国富论》因其研究的主题、结构和方法的开创性而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的《国富论》的主题就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的途径和条件，其研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²⁾。所谓富国裕民就是增进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总量，即“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种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³⁾。在斯密看来，一个符合自然的秩序，即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社会经济秩序，排除了不当的人为干涉而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秩序是财富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符合自然秩序的自由经济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是从人的利己主义本性产生而且符合人的本性的正常的、合理的制度，这就是当时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财富增长的条件或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促进劳动分工;二是增加工人人数，这就需要增加资本的积累。这就是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

斯密的《国富论》全书分为5篇，这5篇都是围绕如何增进国民财富这一主题而展开。第1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斯密从分析分工开始，把分工看成是国民财富增进的主要原因，本篇的结构是分工—货币—价值—三个阶级的收入。第2篇“论资财的性质及积蓄和用途”，斯密分析了资本的性质、积累和用途。斯密把资本看做积累的一部分，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又一主要原因。他把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分析资本作用和积累的条件，叙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斯密的《国富论》的前两篇包括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在第3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主要考察了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农村的衰落与城市的兴起与繁荣，论述了不同国度中财富的不同发展途径和后果，批判了封建主义的各种形式，说明资本主义关系是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关系。在第4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斯密集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对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理论概括。其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重农主义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在第5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中，斯密讨论了国家的出现、地位、作用及各项经济职能，并提出了国家税收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原则。可以看到，斯密的《国富论》以富国裕民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了国民财富增进的原因、条件和途径，从而建立起一个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完整体系，成为经济思想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7.1.4　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

亚当·斯密在研究经济问题时，主要是采用抽象法进行演绎分析，同时也采用经验描述法，在大量实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他对理论的阐述总是联系实际进行说明和比喻，而在对实际例证进行分析时又总是系统连贯而高度抽象的。因此，斯密使经济学第一次被公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自觉和自信的科学。

斯密在应用演绎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时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即人们常说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具体是指在分析社会和社会利益时，以分析个人、个人的本性和个人的利益为基础。他的分析过程是:(1)人的本性是利己主义的;(2)人都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3)利己主义的个人互相帮助是不能没有代价的;(4)利己主义的互助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5)交换是人的本性，是互助的最合理的办法。他的经济思想正是通过体现利己主义本性的一系列范畴建立起来的。

斯密是在经济分析中最早系统地使用“经济人”假设的经济学家。他所说的人的本性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中“经济人”的本性，他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出于个人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

斯密认为经济现象出于人的自利本性，提出了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具有内在的“自然秩序”的思想，这就使经济学从主观主义的目的论中解放了出来。法国的重农学派把“自然秩序”看做一种由外界某种势力(上帝)强加于人类的东西，而斯密认为“自然秩序”是从个人利己主义自发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从而摆脱了重农主义带有封建外观的“自然秩序”思想，并把人类历史发展看做符合人的本性的理想的社会过程。在这方面斯密虽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表现出他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特点，但他明确肯定了客观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内在规律，打破了仅仅把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的局限，正确地把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即客观规律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抛弃了重农主义把自然秩序看成是上帝规定的封建神秘色彩，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科学。

另外，在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理论，在价值、利润、地租和工资等分析上常出现双重的或多重的观点和论述，被称为斯密理论的二重性。斯密理论的这种二重性是斯密著作中反映出来的他的方法的二重性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在斯密的《国富论》中，演绎法和归纳法是并存的。但斯密著作的方法的实质不在于是否在分析中应用了演绎法和归纳法，而在于斯密方法所固有的矛盾，即斯密常常相对独立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论证同样的问题，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得出了相互矛盾的观点。马克思说:“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⁴⁾斯密的二重方法是同他的二重研究任务相联系的。马克思指出，在斯密那里，二重的方法是有理由的，“因为它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⁵⁾。因为这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表述方法。其实斯密方法论的二重性既是斯密理论不彻底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不成熟的理论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必然理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