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

2.1.1　社会历史背景

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古希腊的先哲们在诸多学科领域所展现出的对现实问题的卓越才能和深刻见解，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在经济思想方面，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希腊人对如商品、货币、贸易等经济问题进行了最早的探讨。因此，有学者称西方最早的经济思想产生在古希腊，毫不为过。

约从“荷马时代”(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开始，古希腊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古希腊由许多大大小小的城邦组成，后来经过城邦间的长期的斗争和版图演变，古希腊逐渐涌现出两大最重要的政治集团:斯巴达和雅典。前者在城邦内实行奴隶主寡头制，权力被由贵族成员组成的长老会议掌握。后者最初和斯巴达一样，也实行贵族制，后来经过梭伦、克里斯蒂尼和伯里克利等人的改革，民主势力日渐强盛并占据统治地位。公元前404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民主制雅典的衰落和贵族制斯巴达的兴起。但是，古希腊内各城邦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止息，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奴隶制社会是古希腊时期的基本特征，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对奴隶实行残酷的人身剥削和压迫。奴隶被奴隶主看做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做牲畜一样买卖和屠杀。在古希腊社会里，还存在着大量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古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但商品货币经济已相当发达，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已出现，经济思想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背景的变化而变化。

2.1.2　思想发展脉络

在古希腊，对奴隶主经济思想作较系统论述的有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色诺芬在其经济思想中谈到了财富问题、分工思想、货币论及价格和供求思想等，这些观点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柏拉图则构造了一种理想国，在理想国中反映出了他的分工思想、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思想;亚里士多德则被称为是希腊最为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不但论述了商品的两种用途，而且区分了“经济”和“货殖”两个概念，更重要的是他对私有财产持肯定态度。

2.1.3　基本思想

在古希腊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说是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维护自然经济。古希腊奴隶主思想家的这一立场，明显地表现在他们把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才看做是财富。农业是奴隶制自然经济的基础，因此古希腊思想家重视农业生产，主张奴隶主应该亲自管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社会上最好的职业。

第二，注重分工。无论是色诺芬、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分工思想有或多或少的阐述，特别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是其理想国组成的基本原则。

第三，论述了商品货币经济的问题。古希腊思想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就毋庸置疑地成为近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

2.1.4　代表人物及其经济思想

古希腊城邦间的经济交往及海上贸易逐渐增多，商品经济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同时也涌现出了众多的奴隶主经济思想家，他们对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经济思想家包括:色诺芬(Xenophon，大约公元前430—前354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等。

2.1.4.1　色诺芬

(1)色诺芬的生平及著作

色诺芬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奴隶主家庭，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思想家。他是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受老师的影响，因拥护斯巴达的贵族制度反对雅典的民主制而长期被迫流亡海外。流亡期间，他曾经以雇佣兵的身份参加了小居鲁士对阿塔薛西斯的战争，并在库那克战役后被推举为希腊雇佣军的首领。由于色诺芬在参加军事远征的过程中屡立战功而获得了田庄。后来色诺芬著有《长征记》，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段军旅生涯。色诺芬作为奴隶主，必须经常亲自管理经营田庄，这为他的经济学说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色诺芬在经济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经济论》和《雅典的收入》⁽¹⁾。前者是一部对话录体裁的著作，记录了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在这本书中，色诺芬最早使用了“经济”一词，其含义为“家庭管理”，意思是一个优秀的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后者则讨论了国家财税问题，其中有关于对货币问题的一些深刻见解。

(2)色诺芬的经济思想

①财富论

色诺芬首先对财富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衡量财富的标准是物品对人们的有用性，凡是对人们有用的东西就是财富，而无用的东西就不是财富。例如，他说:“一只笛子只有对于会吹它的人来说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途的石头……对于不会使用笛子的人们来说，一只笛子只有在他们卖掉它时才是财富，而在保存着不卖时就不是财富。”⁽²⁾这里，色诺芬所提到的物品的有用性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可见他认为，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他还说增加财富就是“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取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³⁾。这样，色诺芬就对剩余产品的增长过程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对货币而言，色诺芬认为，即便卖掉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得到货币，如果不会使用货币，那么，货币就不是这个人的财富，甚至是有害物，而有害物不能称为财富。这就是说，色诺芬已经意识到物品的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一种是用于交换，但他更加重视物品的第一种用途，也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方面。这种观点反映了当时奴隶制自然经济的社会背景，色诺芬不可能超脱时代和历史的局限而强调更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物品交换用途。

作为奴隶主来说，财富具体地表现为奴隶所生产的剩余产品。为了增加财富，奴隶主就必须加强组织和管理奴隶的生产活动。为此，色诺芬主张从严管理奴隶，甚至建议运用驯兽的办法来驯化奴隶。这说明，色诺芬的经济思想具有十分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他是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的。在色诺芬看来，货币是财富的一种代表，并非财富本身，这种将货币是否为所有者带来有用物作为判断财富标准的观点明显是一种狭隘的理论偏见。

②分工论

在色诺芬时代，社会分工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已经逐渐分离成两大独立的产业。色诺芬将农业看做是其他产业的母亲和保姆，农业是希腊自由民最重要的职业。这表明，他重视农业而轻视手工业。他认为，农业繁荣，其他产业就会兴旺发达;农业萧条，其他产业就会衰落。色诺芬说:“对于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最好的职业和最好的学问就是人们从中取得生活必需品的农业。”⁽⁴⁾针对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关系问题，他说:“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了。”⁽⁵⁾他认为手工业属于一种粗俗而卑鄙的技艺，建议希腊公民不要参加这一行业，而应当让奴隶或外邦人去承担这种工作。

即使这样，色诺芬还是提出了一些关于分工问题的有益见解。首先，他肯定了分工的必要性。他说，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而专门从事一种技艺的人能工作得更好。其次，分工可以提高物品的质量水平。他举例说，在波斯国王的餐桌上享用食物，不仅是一种荣誉，而且这些食物实际上也比一般菜肴更加可口。这是因为，国王的厨房里存在广泛的分工，每位厨师只负责两种食品，因此，做出来的食物就十分精美。色诺芬还意识到，分工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市场范围。在小的城市里，因为主顾的数量较少，一个人必须兼职做很多工作，求得生存。而在大城市里，一个人只依靠一种技艺，从事一种职业或者是一种技艺的某个环节就足以维持生活。色诺芬的这些分工思想，后来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③价格与供求

色诺芬通过对实际经济活动的观察和分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商品的价格与供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商品供给数量增多，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商品供给数量减少，价格就会上升。他还举例说，当农产品生产过剩时，价格就会变得低廉，农民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商业、借贷业等其他行业;铜生产过多，铜的价格就会趋于下降。这表明，色诺芬已经了解到了价值规律对商品价格的调节作用，但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合理解释。

④货币论

色诺芬对于货币问题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其在开发管理银矿时的讲述过程中，在这里，他已经注意到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的职能。首先，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购买物品，男人用它来购买武器、马匹和房屋等，女人可以用它来购买服装和饰品等，国家也可以用它来购买粮食、战争物资。总而言之，有了货币，就可以购买到所需的物品。其次，与其他物品不同的是，货币可以被贮藏起来，等到某一天要用的时候再使用。但是，色诺芬的货币论仍然没有全面、深入地揭示货币的起源和本质，这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总之，色诺芬的经济思想侧重经济管理方面，尤其是其对财富问题、分工问题、价格和供求问题、货币问题的一些见解以及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商品经济现象所作的研究，对后世学者有一定的理论启迪作用。但是，这种建立在奴隶制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经济思想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奴隶主阶层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应当让我们引以为戒。

2.1.4.2　柏拉图

(1)柏拉图的生平及著作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他出生在雅典的贵族家庭，也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并且是欧洲哲学史上第一个有大量著作流传下来的哲学家。他在政治观点上与苏格拉底有相似之处，也拥护贵族制度，反对雅典的民主制。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之后，柏拉图便逃离了雅典，开始游历地中海各地，包括小亚细亚的伊奥尼尔一带和意大利南部的若干希腊殖民地城邦，并不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贵族辩护。公元前383年，柏拉图40岁时又重回雅典，由于当时雅典和斯巴达继续交恶，所以他放弃了从政的想法，决定创办学园，著书讲学，孜孜不倦，持续了20年。

柏拉图一生著述甚多，与经济有关的著作是《理想国》和《法律论》，这其中包括他提出的分工思想、理想国及公有财产等重要的经济思想。其中，《理想国》最集中地反映了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2)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①分工思想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分工是构成柏拉图理想国的基本原则。他阐述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原则，以及这个原则如何适用于理想国的组织。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他认为，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些需要必然会通过很多人的供给才能满足。所以，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根据个人的天生才能和禀赋只从事一项技艺或职业，那么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因此，社会分工是必要的。柏拉图力图证明:“体力劳动是一些人的天然职业，脑力劳动天生宜于贵族，彼此绝对不能改变和交换。”⁽⁶⁾然而，这些从事单项技艺或职业的个人必须互相帮助，从而形成团队，又由团队组成城市、国家。这样，柏拉图意识到了社会分工是城市、国家的自然基础。

第二，在产业分工问题上，柏拉图也很重视农业的经济基础地位，但与色诺芬不同的是，他肯定了手工业和商业存在的必要性。在他看来，虽然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地位低贱，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与色诺芬看法一致，柏拉图也认为最好是让外邦人或者奴隶从事这种不体面的行业。在政策上，柏拉图倾向于运用法律手段来制止商人牟取过多的利润，反对高利贷行为，这说明他已经较为浅显地认识到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会对奴隶制的自然经济形成致命的威胁。

②理想国及公有财产

柏拉图在其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中，柏拉图按照人们的天生才能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分工，最终人们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哲学家;第二个等级是战士;第三个等级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位于第一等级的哲学家是这个国家的最高统帅和领导者，他的职责在于统治和管理国家;第二等级的战士是国家的守卫者，他们的职责在于保卫国家和对外作战;第三等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他们的职责在于向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的人们提供生活资料，保障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柏拉图特别强调，在这三个等级的社会中，奴隶不属于这个理想国的任何等级，他们只不过是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而已。柏拉图还认为，在这个理想国中，每个等级的人们都要严格履行各自的义务，不能干预另一等级的事务。原因是，第一、二等级的人们都是天生的统治者，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成长起来，最适宜从事脑力劳动，其中柏拉图强调哲学家才是最称职、最合适的领导者和执政者，他说:“国家与个人非由真哲学家治理，均不能至完善之地位。”⁽⁷⁾而第三等级的人们由于没有完善的教育背景，从而不具备真正的思考能力，不能从事脑力活动，而只能从事简单的手工劳动或经济活动。在柏拉图看来，只有以这样的分工原则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才是最为健全的，既合乎理性，又合乎自然。其实，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社会等级的分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所描述的这个国度无非是为了证明奴隶制度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以期实现奴隶主统治的长治久安。

柏拉图还在理想国中主张对奴隶主阶层(第一、二等级)实行财产公有制，其目标是消灭私有财产，只允许第三等级的人们保留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在柏拉图看来是造成国内社会矛盾和产生意见分歧的根源，第三等级的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国家事务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他们可以拥有私有财产，而第一、二等级的人们是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实行公有财产的目的在于使他们更好地治理国家和保卫国家，他们不允许拥有私有财产，他们的生活所需全部由国家来供给，他们也没有个人家庭，如同原始氏族公社初期那样，不但实行共产，并且共妻、共子。基于柏拉图的这种“共产”思想，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将他称为第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家。但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后来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首先，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是产生于头脑中而非从现实的经济关系中演变出来的共产主义，因而更多的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其次柏拉图的“共产主义”侧重消费，并没有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生产，而只是要求在消费上实现共产主义;最后，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只是在第一、二等级上实施，并没有在全社会广泛推行，占绝大多数人口的第三等级的人们仍然可以拥有私有财产。

2.1.4.3　亚里士多德

(1)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及著作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博学多才的智者，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出生于古希腊的殖民地色雷斯，是古希腊最有才华、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这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被任命为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离开了马其顿，重返雅典，并开始创办学校，从事讲学和著书活动。由于亚里士多德和弟子经常在散步中讲学，所以他和他的弟子被称为“逍遥学派”。他对各个科学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研究，一生著述甚多。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他一方面继承了老师的一些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很多与老师观点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想，这也导致了师徒二人在学术上出现了分歧。

亚里士多德在经济问题上的论述主要见于《政治论》和《伦理学》两本专著，他着重阐述了商品的用途、分工、经济和货殖、货币问题、私有财产等思想理论。

(2)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

①物品的两种用途

亚里士多德在色诺芬对商品的认识的基础上发展了物品的两种用途思想，他已经明确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属性。如他在《政治论》中提到:我们所有的财物，每一件都可以有两种用途，其一就是按照每一种财物的本分而做正当的使用，其二则是对财物做不正当的使用，例如，鞋子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换。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思想后来在斯密那里被发展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概念，并从此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一种固定范畴。但由于所处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亚里士多德尚不能运用系统的价值论去研究物品的用途问题，因此，他又认为，两者都是鞋子的使用价值，这就将本来已经很有意义的概念区分又一次地混淆起来，但它对后世的启迪作用还是很深远的。

物品的两种用途问题其实早已被苏格拉底、色诺芬所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将这两种用途明确地进行了区分，并进而提出了有限度地使用是自然的，无限度地交换是反自然的观点。这一提法显然对于后世的经济学家乃至哲学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②经济和货殖

亚里士多德对“经济”和“货殖”两种财富的获取方式进行了区分。在《政治论》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对比，两门科学各有不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制度和治理国家之道，而经济学则研究的是取财之术。他认为一般存在两种致富的方法，一种是经济，即家庭或国家为了取得必要的有用物品的“家庭管理”方法;另一种是货殖，即通过各种方法以无限制地追求货币的增殖。前者侧重研究如何获取有用途的物品，也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后者则侧重研究货币。亚里士多德认为，物品的第一种用途可以被用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是物品的自然性质，而第二种可以用来交换货币的用途却非物品本身所固有，因而具有反自然的性质。特别是由于人们对有用途的物品的需要和消费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经济这种取财之术也是有限的，并且是合乎自然的。而货殖的目的在于增加货币的数量，它的目的是永无止境的，因而货殖是无限度的、反自然的一种生财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高利贷就是一种最违反自然的生财方法，可见他不但反对商业资本，尤其反对高利贷。这是因为他认为以货币追求货币在高利贷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为可憎，在一切营利方法中是最不自然的⁽⁸⁾。因此，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自然就是与人类本性和事物的本质一致，应该予以肯定;凡是不合乎自然的，就是不合理的生财之术，应该予以否定。他的这种分析问题的研究模式对后来的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还在讨论货殖产生的过程中对商品交换发展历程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交换先从物物交换开始，以后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逐渐发展成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小商业或者零售商业。在他看来，物物交换和小商业都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货币只是充当交换的媒介，所以它们都是合乎自然的经济形式。再到以后，商品交换发展到以取得货币为目的的交换时，亚里士多德称为大商业，并认为大商业最可恶，因为它是一种反自然的货殖。在这里，他其实谈到了三种交换形式，即物物交换(W—W)、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W—G—W)和以货币增殖为目的的交换(G—W—G')。

③货币观

亚里士多德最早对价值形式进行了研究。第一，他指出了商品的货币形式是由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发展而来的一种价值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形式思想做了评注:“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另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5张床=1间屋’‘无异于’:‘5张床=若干货币’。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有等同。”⁽⁹⁾但是，亚里士多德却错误地将这种等同性归结为货币。他认为，商品之所以等同，就是因为它们都可以用货币来表示，货币使得商品相等。这也表明，由于缺乏规范的价值理论指导，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对这种等同性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④私有财产

亚里士多德在私有财产问题上提出了与柏拉图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合理的，他积极赞成拥有私有财产，反对对私有财产的数量进行限制。他还认为，私有财产在对发展、和平、满足、实践和慈善等五个方面的作用来看，均比公共财产表现优异。

第一，私有财产的使用效率高于公共财产。这是因为，人们在使用私有财产时往往更有干劲，更容易受到激励，而公共财产却很少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第二，由公共财产产生的共同消费容易产生矛盾，引发争端纠纷。在公共财产领域，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有的人贡献少却获得很多，自己贡献多却获得很少。

第三，私有财产可以更有效地为所有者提供满足。人们对私有财产的热爱，对货币、财富的占有，本身就可以提供满足。而一旦财产公有化，则这种满足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

第四，如果公共财产优于私有财产，那么全社会应当普遍实行公有制，但在实践中，私有财产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第五，私有财产的相对优势还表现在慈善事业方面。私有财产制度使得慈善事业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将私有财产的一部分预留自用，一部分赠送亲朋，还有一部分可以捐献给社会。

总而言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私有财产制是一种更适宜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形式，这种观点对后世学者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