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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雕塑中的陵墓雕刻，是封建统治阶级盛行厚葬的产物。自秦汉以来，由于盛行厚葬，不但墓中的随葬品很多，而且、在帝王和王公贵族的陵墓前，一般都要设置石碑、石阙、墓表、石人和石兽，以显示他们的功绩和尊严。陵墓雕刻中各种石人、石兽是一种纪念性的雕刻艺术，石碑、石阙、墓表等物，既是一种装饰性很强的特殊建筑物，同时具有纪念性雕刻的性质，都可以作为中国古代精美的雕刻艺术品供后人观赏。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在艺术风格上，突出地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雕刻艺术水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因为当时这些陵墓的墓主都是帝王和封建贵族或功臣名将，他们有条件掌握甚至垄断了当时最好的工匠和材料。因此，这些雕刻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现存的汉朝霍去病墓，南朝帝王和贵族陵墓，以及唐乾陵和“昭陵六骏”雕刻，是中国古代陵墓雕刻中具有典型风格的作品。

马踏匈奴（图52），汉代霍去病墓雕刻，花岗岩，高168cm，长190cm，陕西茂陵博物馆藏。《马踏匈奴》是纪念性石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地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并巧妙地利用战马腹下的岩石，雕成一个仰面朝上、手持弓箭作垂死挣扎状的匈奴败将，既保持了马的四肢的坚固联系，又加强了雕像整体浑厚的体积感，更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品鲜明的主题。值得注意的是，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坚定意志。

对匈奴形象，不是处理成死于马下的僵尸，也不是甘愿失败而跪地求饶，而是凶相毕露、又无法挣脱，作垂死的挣扎。这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汇成了力量的冲突。既预示着战争的严酷与胜利的来之不易，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歌颂了胜利的主题思想。作者没有直接雕塑霍去病的形象，而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去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这种带有浪漫主义的象征性的艺术手法，揭示出寓意深刻的主题，使艺术性和思想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是汉武帝时英勇善战的青年将领。他18岁就率领大军深入西北的祁连山，六战六捷，打败了盘踞在北方的匈奴军，为安定边界，沟通西域交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后因病早逝，陪葬于汉武帝墓陵旁边，并为之起坟，象征他征战过的祁连山，同时雕刻大型石刻多件，散置“山”上，以示纪念。这种将石雕群与墓地环境有机结合的构思与布局，成功地创造了一种山高林密，野兽出没的动人意境。

这件被后人称之为《马踏匈奴》的石刻，原是安置在墓前的。它采用象征的手法，以威武雄壮的马象征胜利者；被马踏在脚下的是战败了的匈奴奴隶主贵族。马的姿态坚强稳重，镇定自如；匈奴首领手持弓箭，蜷缩着，似在挣扎。两者一立一卧，一静一动，对比鲜明，集中体现了群雕的主题——英雄战胜了敌人。

鉴赏：以整块石头略加雕琢而成，寓意深刻，重精神刻画，静中有动。

卧马（图53），汉代霍去病墓雕刻，花岗岩，高114cm，长260cm，陕西茂陵博物馆藏。这件名为《卧马》的石雕，除了具有与《马踏匈奴》、《跃马》同样的艺术风格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马的姿态是卧地，处于静态，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静中有动，而且由静转化为动的过程表现得相当合理。其关键是作者非常重视细部的刻画。战马伏卧于地，高仰着头，紧闭着唇，竖耳瞪目，神情专注地注视着前方；身躯雄健，四肢粗壮有力，后肢屈置于腹侧，前肢拱曲，双蹄用力按地，好似正欲站立而起。作品造型饱满，手法奔放，通过形体和细节动作集中表现了战马的雄健、机敏和由静转动的微妙神态。一双前腿虽是卧地的决定性姿态，但这两只腿的处理却有明显的区别。左腿的肌肉处于紧张的收缩状态，暗示这种姿态将会有所改变；右腿则呈微屈状，且略有提高。这一姿态使卧马具有更多的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它比左腿更明确地表示将要站立起来。再如，马头向左略偏，是为了适应右前腿提起的动作而产生的生理反应，也是为适应马的姿态由静转动的一种变化。

鉴赏：以整块石头略加雕琢而成，不重比例，重动态刻画，局部刻画精细。

跃马（图54），汉代霍去病墓雕刻，花岗岩，高150cm，长240cm，陕西茂陵博物馆藏。霍去病墓雕刻中以马为题材的雕刻共三件：《马踏匈奴》、《跃马》和《卧马》。雕刻这些作品的用意，很可能是使人从战马的形象联想到英勇善战的霍去病和无数浴血疆场的战士，引起后人对他们的怀念和崇敬。所以，对于这些马的形象，不能仅仅作为一种动物来理解，它深深地寄托了人的理念。从这件《跃马》石雕，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雕刻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但熟悉马的形体特征，而且利用巨石原有的天然形态，在关键处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又参以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去粗取精，删繁求简，浑然天成，从而使一匹气势雄健的骏马借石质而永生。为了整体的坚固，作者有意识地保留了马颈项下的一块石料。它不但不使人感到多余，反而加强了跃马的动态和力量，由此可见作者的匠心。石马头高昂，略向左偏，耳直竖，眼圆睁，嘴微张；臀坐于地，后腿用力撑持，前身上举，前腿腾空。描绘的是战马正在勃然跃起的瞬间姿态，显现出悍勇昂扬的气势。

鉴赏：造型质朴而厚重，将写实和象征手法结合，表现了整体感和力量感。

伏虎（图55），汉代霍去病墓雕刻，花岗岩，高84cm，长200cm，陕西茂陵博物馆藏。这一雕刻的主要特点是，造型概括，神态的生动超过了外形的酷似。表面上看去，似乎并不觉得虎的凶猛，甚至觉得它有点过于驯顺了。但是，仔细欣赏，就会发现它潜伏着虎的性格。这主要表现在虎的头部被夸大了，像灯笼似的眼睛直瞪前方。陪衬它的是大大夸张了的伸张到背部的伏地前肢以及后屈的后腿。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此虎特有的神态：它高度警觉地注视着前方的动静，一旦发现情况，它那双巨大有力的前腿就可以立即出击，具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气势。此外，作品除额下与前爪的轮廓雕凿较多外，其他部分基本根据巨石原有的体面变化，用浮雕、线刻法雕制，手法洗练而准确。随躯体结构用线刻处理斑纹，一方面表现虎的皮毛柔中带硬、浅中见厚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表现出虎皮的斑纹，增加了皮毛的柔滑感，更显得别具匠心。虎全身骨骼肌肉松弛而神情专注，这种外在形体与内在情绪上一松一紧的节奏对比，揭示了虎的活力，亦显示出作品力量内蕴的特色。

这些大型的石雕，都是用整块的岩石雕刻而成。作者充分利用和发挥了石料天然形态的特点，在保持岩石自然美的基础上通过精密的构思和简洁的雕凿，巧妙地运用圆雕、浮雕结合线刻的艺术手法，使石雕产生浑朴自然的效果，强化了整体感和力度感，具有粗犷厚重而又含蓄内在的魅力。它们巧妙地利用天然石块的形势，因材施艺而成。

又如《野猪》，不是非常注意细部的刻画，不讲究比例结构的完美，而且以写意及手法突出神态的刻画，以适度的夸张，变形表现了动物的动态和内在生命力。

造型质朴而厚重雄健，作品不但突出了纪念霍去病将军在战斗中建立的杰出功勋，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愿望和要求。深沉雄大的气魄，正反映了西汉时期强盛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一纪念性雕塑，不仅是霍去病个人的纪念碑，也是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付出重大代价而赢得伟大胜利的纪念碑，在中国雕塑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

鉴赏：造型质朴而厚重，不讲究比例结构的完美，以适度的夸张，变形突出了动物的内在生命力。

五、景安陵天禄

景安陵天禄（图56），齐武帝萧赜景安陵天禄，石雕，高280cm，长315cm，现存江苏丹阳建山乡。南北朝时期（420～589年）地处江南的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盛行在帝王和王公贵族的陵墓前刻置巨型石雕，这是南朝雕刻艺术遗迹中最重要的作品。这类巨型石雕多散布在当时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及其附近的南兰陵郡（今江苏丹阳）一带。现已发现的南朝陵墓石刻共有31处，其中帝王陵石刻13处，王公贵族墓18处。这些巨型石雕，以石兽最多，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这批石兽，既不像狮子，也不像老虎，而是凭借匠师们的意匠创造出来的理想化的神兽，称为天禄或麒麟（头上有独角者称麒麟，有双角者称天禄）。因为它们具有避邪镇墓的作用，有时又将它们通称为“辟邪”。这里所见的是“天禄”。

鉴赏：以夸张、变形、想象的形象，强调了避邪镇墓的作用。

梁武帝萧衍修陵天禄（图57），石雕，高280cm，长310cm，现存江苏丹阳荆林乡。这是南朝另一帝王陵前的天禄。它的造型与南朝其他帝王陵前的天禄基本相同。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多呈昂首挺胸。张口怒目，迈步前进。为了表现它们的神性和灵性，多在头顶生角，肩部长翅，并伸出长舌，挂下卷曲的长须。它们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令人震惊的雄伟。正如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朝闻先生所评价的：“它那不可轻侮的神态，是一种可以感觉而难以描述的力量的象征。不管它所服从的墓主是什么人，也不管它究竟应当称为辟邪、天禄还是狮子，我所直接看到过的又能够这么给我造成摆脱不了的记忆的石雕，要数它第一。”

鉴赏：以写实和夸张结合的手法表现它们的神性、灵性和力量感。

七、永宁陵麒麟

陈文帝永宁陵麒麟（图58），石雕，高300cm，长311cm，江苏南京甘家苍狮子冲。南朝陈文帝永宁陵前的麒麟，除石兽头上长单角外，基本造型与前述两件天禄相同。它们之所以多作昂首挺胸、阔步向前的姿态，具有极其威武雄壮的气势，完全是由这些石刻的性质和它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因为，它们原是作为墓主的守护神和权势、力量的象征而安置在陵墓前面的。同时，这些石刻处在广阔的原野之上，如果石刻的形体和气势不如此高大、威武，就不能起到镇守在墓前，保护墓主的作用，也不足以象征墓主的权势和力量。因此，这些石刻所体现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形式，完全是由这类陵墓雕刻的性质内容所决定的。这说明，不同性质的雕塑，在特定的环境下，需要有与它的性质和环境相适应的艺术形式。何况，这些石兽与东汉后期陵墓前的石兽，还有着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鉴赏：以写实和夸张结合的手法表现它们的神性、灵性和力量感。

八、飒露紫及丘行恭像

飒露紫及丘行恭像（图59），“昭陵六骏”之一，石灰岩，高176cm，原在陕西礼泉九峻山昭陵，现在美国费城大学博物馆。这是唐代纪念性雕刻的代表作。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六骏”是唐太宗在唐王朝开国战争中使用过的六匹爱马，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战功。唐太宗为纪念这六匹心爱的战马，早在贞观十一年（636年）就令宫廷画家阎立本绘写图形，选用名匠把它们分别雕成比真马略小的六块浮雕，并在每块浮雕的右上角留了一处方形石面，由当时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唐太宗自撰的赞词（赞词可能是墨书，故现已不存）。唐太宗死后，这六块浮雕即置于昭陵。《飒露紫》为其中之一。李世民（当时为秦王）平定东都洛阳征讨王世屯时，飒露紫中箭；随将丘行恭执羁拔箭，为其疗伤。浮雕中，战马直立，目光下视，神态沉静，似在忍受拔箭之痛。丘行恭全身戎装，腰间佩剑，挂箭筒，右脚前迈，左手持马缰，右手拔箭，神态忠诚。丘行恭与马相对，情感相通，表现危难之际人马相依的深厚关系。战马身躯奇伟，胸阔臀圆，四肢劲健，鬃毛剪成“三花”式，后尾束结，正是当时战马的装束。作品雕工精致、洗练，比例合度，结构准确，高度写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浮雕杰作。可惜这一浮雕在解放前被人盗卖出国，现藏美国。

青骓（图60），唐“昭陵六骏”之一，石灰岩，高172cm，宽204cm，637～649年造，原在陕西礼泉九峻山昭陵，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是著名的唐“昭陵六骏”的另一块浮雕，刻的是唐太宗与窦建德作战后期所乘坐的骏马，它的名字是“青骓”。唐太宗自撰的赞词中，对“青骓”这匹战马，有“朱汗骋足，青旌凯归”两句。这块浮雕的刻法与前述“飒露紫”不同，着重表现它奔驰的矫健姿态。虽是浮雕，但唐太宗爱用的这些西域马雄劲圆肥的特点，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这说明唐代的浮雕已能成功地表现出浮雕所应有的体积感。“昭陵六骏”的其余四块浮雕，一起流散在美国，其他均藏陕西省博物馆。

鉴赏：以马喻人，表现了胜利的得之不易，纪念了为建唐王朝立下了战功的将士。

乾陵翼马（图61），唐朝，石灰岩，高335cm，底座长298cm，680～684年造。陕西乾县梁山乾陵翼马，是乾陵石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安置在乾陵石雕群中的最前列。翼马有翅，非现实生活中的马，而是一种瑞兽，故也称“天马”。这既是一种护墓兽，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威的象征。这类石兽，继承了自汉代、南北朝以来帝王陵前的镇墓兽“辟邪”的艺术传统，又有自己的特点。它“形象写实，两肩雕出的飞翅，具有高度的装饰结构和洗练的艺术手法。飞翅形象卷曲自然，很类似唐代装饰花纹中的蔓草，造型典雅华美，富有和谐的韵律。”可惜的是，由于马的腿部长期陷没地下，挖出时已折断，现在的底座是今人为加固而添加的，并非原状。

鉴赏：想象丰富，装饰性强。

十一、乾陵蹲狮及客使群雕

乾陵蹲狮及客使群雕（图62），唐朝，石灰岩，蹲狮高350cm，680～684年造，陕西乾县梁山乾陵。乾陵蹲狮分布在乾陵的四门，数量在唐陵石雕中位居第一。它们虽然也是蹲踞的形式，但比之其他唐陵前的蹲狮，仍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极力强调石狮的雄壮、威武。那种踞坐雄视、张口怒吼的凶猛形象，反映出大唐帝国不可一世的气概。在蹲狮左右两侧，站立着的60多躯“客使”群像，更加衬托出大唐帝国的雄威。所谓客使群像，是武则天为了显示大唐帝国的强大，利用在唐高宗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遣众多使臣致祭的盛况而特意雕出的。他们均身穿长袍，腰束宽带，系有皮囊，足穿长靴，以表明是外来客使。在这60多个客使像的背上，各刻有他们的国籍和人名。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客使像的头，在解放前，被外国盗窃分子砍去，只剩下现在所能看到的一片残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