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戏剧

上海也是战前中国戏剧艺术的中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在上海的中国剧作者协会群情激奋,当即组织协会所属会员,集体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拉开了沦陷区抗战话剧的序幕。参与创作的剧作家有郑伯奇、陈白尘、夏衍等,极一时之盛,在中国话剧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1937年8月7日举行了公演,受到热烈欢迎。进入“孤岛”时期以后,大批进步作家转移内地,剧坛一时冷落不少,但依然延续了为抗战服务的传统,主要有两条路向:一是阿英、舒湮等的历史剧创作,借古讽今;一是于伶、石灵等的现实剧创作,直刺当前。随着汪伪政府的成立和孤岛的沦陷,上海的话剧运动逐渐呈现出通俗化和商业化的特点。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话剧剧本百余部,小剧场话剧也有一个突然的勃兴。杨绛、周贻白、李健吾等是其代表。

上海沦陷后,许多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重庆作为陪都,成为战时中国的戏剧中心,绝大多数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最后汇聚到这里。1938年10月,重庆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剧队到街头、镇上演出,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此后的“雾季”公演,举办了4次,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是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它的影响遍及全国,鼓舞了人民的抗敌热情。而“西南剧展”形成了国统区另一个剧运高潮。主办人欧阳予倩、田汉等,有来自贵阳、昆明等地的30多个艺术团体的近千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等20多部话剧。在国统区的戏剧运动中,剧作家和演员们还创造了许多短小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自然,国统区后期以郭沫若《屈原》等为代表的历史剧运动,更早已成为新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战地服务团,成为解放区的话剧阵地,同时大量的文工团、宣传队活跃在农村、部队,延续着中国话剧的战斗传统。期间产生了《流寇队长》(王震之)、《同志,你走错了路》(姚仲明等)、《李国瑞》(杜烽)等剧目。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新文学要求,延安随之展开了一个戏剧革新运动。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秧歌剧,以及《逼上梁山》为代表的新编历史剧,走出了戏剧运动大众化的新路子,也预示了话剧运动以后的方向。

1945年抗战结束,上海重新成为中国电影和戏剧的中心,并且电影很快进入了一个“丰收期”,出现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小城之春》等经典影片。相比之下,戏剧的景象则不像战时那么繁荣。同时,电影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由于国民党几乎接收了所有的敌伪电影资产,使得民营企业不再像战前那样占有绝对的优势。或许,中国电影和戏剧史上最重要的变化是:在战争中,中国诞生了新的延安电影和话剧运动,它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营的事业,并高举着一种崭新的美学理念。当时可能很少有人能充分估计到它在未来对上海传统所构成的重大挑战和对中国电影和话剧的深远影响。

(原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