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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困境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份焦虑。即在一种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里,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的跋涉过程中身份的暧昧不清:他们追求城市人身份而不得,又无法回到农村的既定轨道,从而事实上不得不辗转徘徊于乡村伦理和城市法则之间。

由张纪中制片、康洪雷导演的二十集电视剧《民工》讲述的就是鞠家父子两代人的打工遭遇,极其细腻、准确地揭示着他们迷茫、艰辛、幸福和悲痛的心路历程。

儿子双元看榜回来了,鞠家上下乱成一片。儿子蜡黄色的脸告诉家人他又一次落榜了。父亲鞠广大又急又气,一口气没上来,栽倒在炕上。从认准儿子必须上大学那天起,鞠广大抛家舍业到城里打工挣学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尽管儿子高考连连失利,倔强的广大仍然坚持一条道走到黑,他背上简易的行李又一次出发了,临行前嘱咐儿子:再来一年。回到城里工地的广大发现自己早被开除了,三个多月的工资也被工头老宣趁机耍赖,打了水漂。他不得不冒险扒火车到更远的省城找活。这时候,他接到儿子并未去学校报班复读的消息。更让他震怒的是,有一天,他在工地上发现了儿子,和自己一样,他的儿子成了一个农民工。鞠广大将儿子暴打一顿,与之断绝了父子之情。

鞠广大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当民工。因为他深切地知道当农民工意味着什么。自己当民工是迫不得已,他不得不出来挣钱供儿子上学。在他看来,当民工只是暂时的,只是他宏伟构想中一个小小的欲扬先抑:等儿子考上大学,自己就可以享福了。可是,儿子放弃高考进城打工这一选择打破了他的整个构想。通过升学改变身份进而改变家族命运的希望顿成泡影。

举荐和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种选才方式,实际上也是形成社会等级,并维护上下等级之间流动的两种途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话已经不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现代的书本和教育家的口中,但却坚如磐石地蛰伏在人们心中。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放弃文革中的推荐制度,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作为天之骄子的那几届大学生塑造了一个个新的“学而优则仕”和“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为“公家人”的梦想与传统中对“仕”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成为现代底层中国人改变自身命运过程中的心结。考试制度与举荐制度相比,更具有可操作的公平性,于是人们选择了前者。但是在考试的PK台上,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成为胜利者,绝大多数人必须重新寻找改变命运的途径。考试成为人生旅程中第一次合法化的分流行为,成为《民工》中主人公们悲欢离合命运的肇始。

鞠广大们的理想就是通过读书改变身份,实现社会等级的向上流动。鞠广大的朴素构想凸显了当今极其残酷的社会现实,即“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中的身份差别。户籍制度将理论上享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公民人为地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部分,而事实上又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了两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上有重大差别的社会等级。在复杂的社会的等级结构(金字塔)中,城乡的矛盾被突显出来,在广大中国农民心中,社会等级被无意识地简化为城乡差别。由农村到城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成为一种有高下之分的进化论式的舆论导向,引导着社会底层的人们拼命地往城市里面挤。在通过社会等级由低到高的窄门中,考试就是农村人可能抓住的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升学之路中断之后,农民工鞠氏父子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在地域上他们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在职业上他们不再从事农业劳动,而是在建筑、服务等行业工作;可是在身份上还是农民。这种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双重身份,使之在城市遭受制度和认同的双重排斥。从制度方面来说,社会就业、分配、保障等各种制度壁垒将农民工排斥在外;从社会认同的方面来说,农民工无法在心理上融入城市,也无法为城市所认可接受。剧中鞠广大一次次在街头执著寻找工头老宣的摩托车的镜头泄露了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他与城市是分离的,是毫无关联的,他不过是城市里一个夜间出没的游魂。不仅如此,农民工固然不能真正为城市接受,却也难以回归乡村的怀抱。正如剧情所表现的那样,鞠广大以一种农民的热情为妻子刘艳梅的丧事大操大办,可他等来的是妻子曾经背叛自己的消息。

如果我们把视角拓展得更开一些,就会发现,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不仅可以归因于社会制度,还可以归结为截然不同的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看过该剧的读者或许不会忘记电视剧中响彻在城里工地上以及歇马山庄上空的那个急切的高音喇叭,这高音喇叭曾经传达了鞠双元结婚的喜讯和刘艳梅病逝的噩耗,它牵系着城乡异地的夫妻或母子,带给欢欣或愁苦。高音喇叭是一个隐喻,它暗示着:农民工注定往返于城乡之间,辗转在两个文明里,接受来自乡村伦理和城市法则的双重挤压。

剧中李平这个人物形象因为命途多舛让观众印象深刻。她的经历可以看成是农民工谋求身份改变的精神冒险之旅。李平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和所有美丽的农村姑娘一样,幻想一种区别于农村的新的生活。十九岁时她只身来到城里打工,之后为中学老师梁超英的身份吸引,与之同居。然而天真的李平怎么也想不到梁超英原来已经是有妇之夫,他的老婆在一天下午突然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张正红是李平选择的第二个人,这个倡言电视剧要表现真正的民工生活的艺术系学生在挥霍了李平对她的全部付出之后突然失踪,杳无音讯。在都市游戏和欲望的法则中,李平的真爱不堪其重,一次次落空。绝望中的李平终于明白:“城里人的感情都是假的”,“城里边什么都是虚的,只有把钱装进腰包里是实的”。李平是善良的,她的善良质地纯正,来自那质朴的土地,否则在明白都市里的虚情假意后,她完全可以逢场作戏。可她没有,想也没想,她将一腔真情付与了一个乡下人:鞠双元。她决心做一个新李平。

李平是以城里人的身份进入歇马山庄的,这个身份给了她荣耀,也带来了灾难。已经习惯了城里生活方式的李平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歇马山庄。首先是无价值感,具有了明确的个人意识的李平无法认同农村繁杂的重复劳作。而她对潘桃的信任也由于后者的嫉妒和狭隘而遭到背叛,并最终给自己致命一击。两个独立个体的自由交往在歇马山庄是一种奢望。而同居和失身更是罪无可赦。乡村是亲切的,也是愚昧的,乡村伦理在李平尚未痊愈的都市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作为城乡两极社会中的双重受害者,李平的身份焦虑表现为她离开歇马山庄时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这一声吼叫因为绝望而迸发出悲剧的力量。

鞠双元是另一个身份不明者,只不过和李平相比,他的焦虑来自自身。其实,从剧情发展不难发现,鞠双元是拿李平当一个城里人来追求的,后者城里人的打扮和自我认同是吸引他的真正原因。他给她足够的谅解和尊重,甚至能够包容她对自己的隐瞒。他说:“你的苦由我来吃,你的不幸由我来一力承担。”当梁超英告诉他李平曾与之同居并堕胎的事,鞠双元以一个城市人的开明独自承担下来。在城里,鞠双元是一个识文断字的农民工,心地善良、思想开明。可是一到歇马山庄,他就成了一头困兽。正如他所言:在城里屁大的事,到歇马山庄就会惊天动地。城市青年鞠双元一下子变回为老鞠家的长孙。沉重的家族负担使他无法承受李平之事泄露给鞠家带来的屈辱,本能地将李平赶出了家门。可以猜测最后来到城里李平住处的鞠双元是悔恨交集的,是无奈的,是充满困惑的:鞠双元亲手推开了自己苦苦寻得的爱人。

城乡差别成为身份焦虑的根源。而过度的身份焦虑则成为许多悲剧的诱因。

其实,无论是鞠广大、鞠双元还是李平,其身份焦虑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迷失。鞠广大是一个地道的农民,老婆和孩子是他最大的情感寄托和希望所在。可是他的儿子和老婆先后背叛了他。双重打击下,鞠广大心中赖以依恃的价值体系坍塌了。而鞠双元和李平,则以为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从乡下到城市的身份改变,可是其内在的价值困境使他们饱受伤害还不明就里。剧中人难以在转型社会中找到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

不仅剧中的人物如此,电视剧的创作者也如此。面对社会转型中农民工的境遇,电视剧作者也表现出某种矛盾的价值立场。

转型时期的情感危机是电视剧的另一个主题。鞠广大与刘艳梅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发生情感危机。值得注意的是,鞠广大和刘艳梅的婚姻危机不是来自新的价值对旧的价值的冲击,恰恰相反,是由于旧的价值在特定的情况下得不到维系。剧中被浓墨重彩地加以叙述的刘艳梅和郭长义的情感故事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在第十五集,剧作者借郭长义之口,道出了理想家庭的样子:“这家里家外,要都是乱七八糟的,那就是女人没尽到责任。要是该响的不响,该转的不转,那就是男人没尽到责任。这男人女人都尽到了责任,这日子就是好日子。”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典型的农业文明的理想家庭模式。刘艳梅贤惠能干,是人见人羡的家庭主妇,可是她的丈夫常年在外,连农忙时节都不能回来搭把手,刘艳梅不堪重负,陷于困境。郭长义聪明肯干还知道体贴人,可老婆姜翠玲品行不端、干活毛躁。郭、鞠两家都没能过上“好日子”。刘艳梅和郭长义的相好符合理想的家庭模式,也得到作者和观众的理解和同情。电视剧细腻地展示了郭刘二人的情感轨迹,并以大段的音乐肯定和赞扬了二人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真情。可以说,郭长义和刘艳梅的感情在电视剧中被叙述为农业社会理想爱情的一曲挽歌。可是,当刘艳梅的猝死将郭刘私情拉回到现实中,电视剧作者显然失去了上面的抒情心态,取而代之的是对残酷现实的无情展示。面对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电视剧的叙述显得矛盾,悖论重重,缺乏一种高屋建瓴的价值和道德统摄。

同是以社会转型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契诃夫的《樱桃园》和路遥的《人生》都表现出明确的价值向度。在戏剧《樱桃园》中,樱桃园的被砍伐,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毁灭。《樱桃园》透着伤感,是一曲旧时代的挽歌。同时,《樱桃园》也表现了新旧交替的壮阔和不可逆转。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被一种科学的社会进化观念引领着,悲欣交集。如果说《樱桃园》是一曲文明进化的乐章,那么,《人生》就是一则道德寓言。《人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因为贪慕城市人的生活而迷失了自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后来他被命运捉弄变得一无所有,农村又张开怀抱接受了这个犯过错的儿子。在小说《人生》中,道德高高在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小说写了那些社会变革中的人和事,但在作家心里,有着衡量时代变革的规律和价值,农村是作家心中的审美寄托和道德归宿。变革中的伤痛不过是那些价值和规律在社会转型中留下的印记。

乡村和城市是人类生存的两大世界。对城市化、现代化的艺术表现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特点,但其中也有规律可循。对于城市文明,艺术作品的表现经历了一个从歌颂到反省的过程,相应的,对于农业文明,则是一个从批判到怀想的逆反的过程。在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中,城市文明被比喻为一股吹入乡野的清风,乡下姑娘香雪对城市充满好奇和憧憬。可是到贾樟柯的影片《世界》中,展示给游客的世界公园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仿像”,城市更多地成为一个负面的意象。同时,在全球性的反思现代文明的热潮中,乡村则被想象为一个真正的人类栖息地。从沈从文小说中的边城,到罗大佑歌声里的鹿港小镇,乡村作为心灵故园给人无限的精神抚慰。

然而,《民工》独独不是这样。作为转型社会中的特殊阶层,农民工没有或很少分享到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回报和精神自由,却过多地承担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由于不能迅速实现城市化而离开农村,乡村也无法承载他们对理想中的家园的想象(乡村想象基础上的乡愁只是属于那些已经实现城市化的人,像影片《暖》中的井河之类。)。辗转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沉重的矛盾的角色。电视剧《民工》表现出来的不是现代性也绝非反现代性,它丧失了明确的价值向度,表现为价值迷失。没有审美意义上的未来或家园,它留给剧中人物和观众的只是一个困境。

电视剧最后,鞠氏父子又背上行囊,踏上了进城打工的旅程,这个现实主义的结尾强化了农民工身份焦虑和价值迷失的困境。民工的身份焦虑成为一种整体困境。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就是通过读书成功改变命运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有着农村或农民的成长背景;日益突显的农村问题、日益严峻的农民的命运问题,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最令人伤神的是,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总是无能为力。农村、农民加上农业,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在农民那里是一种无意识的困境,他们选择逃避(进城);而在知识分子那里,则是一种清醒的痛苦和整体性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