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

在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以上海为生产中心,包括香港、重庆、武汉、延安等地区的制作活动,在人员、组织、题材、文化和美学上则多有交叉和影响;在市场发行上,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不但覆盖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而且还延伸到南洋和东南亚一带。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分裂,中国电影工业和市场割裂为以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为主的“独立”单元,并在政治和美学上走向不同的方向。

但是,就文化和精神层面而言,1949年以后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一直存在着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正面的(如大陆电影对香港进步电影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如大陆的革命题材电影和台湾的政治宣教电影中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它们都有一种共生的关系。五六十年代大陆电影在文化上的影响居于主导地位,港台电影都没有摆脱“大陆情结”,在影片的主题、类型和风格上,都跳动着“上海电影”的余脉。但是,在管理体制、经济运作和市场发行方面,两岸三地电影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相对独立的。

随着七八十年代香港、台湾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港台电影开始摆脱“大陆情结”,寻求和确立“自我”的文化身份。同时大陆电影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亦开始对“文革”和“十七年”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这一时期在两岸三地前后出现的新电影运动即是明证。新电影运动在新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层面上进一步促进了两岸三地的电影文化交流。90年代初,大陆改革电影经济体制,原先主要存在于港台之间的电影产业合作与联系也扩展到大陆,掀起三地合拍电影的高潮(如1993年在大陆最卖座的10部影片中的前9部均系大陆和港台的合拍片),标志两岸三地电影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大陆加入WTO,两岸三地的电影更进入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阶段。在此期间,香港电影产业把内地市场视为其重点开发领域,提出了“北上”的口号。2004年底大陆电影票房的头条新闻就是:香港影星周星驰的《功夫》在圣诞节前一天的票房就达2000万,打破了张艺谋的《英雄》在大陆创下的单日票房历史纪录。在大陆方面,电影从业人员近年来也借鉴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用商业包装的模式(类型片、大明星、大制作)和市场运作的方式(国际融资、媒体宣传和院线发行)在国内站稳脚跟,并走向国际商业电影市场,如张艺谋的功夫片、冯小刚的喜剧片。台湾则通过政府的辅导金挽救疲软的电影业,并通过资金运作和宣传运作向大陆第五代和第六代的艺术电影频送秋波,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的制片人均为台湾方面,陆川的《可可西里》又获台湾金马奖提名。这些互动和渗透对三地电影的产业和文化格局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目前,中国政府针对香港和台湾的一系列经济和文化的统合政策更把合作作为一种基本国策。关于内地与香港合作方面,2003年6月29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文件签署,内地与香港合拍片的前景进一步明朗起来。按照这一文件在电影方面的规定:纯港片在内地发行将不再受配额限制;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片可视为国产片在内地发行;合拍片允许港方人员增加所占的比例,但内地主要演员的比例不得少于影片主要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故事不限于发生在中国内地境内,但情节或主要人物必须与内地有关……如此种种,为香港电影进入内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2004年,中国故事片的产量破历史纪录,共有212部影片,在这数字中,有1/3强的香港片是在CEPA协议后以合拍的方式获得国产身份的。2005年的国产片更达到创纪录的268部。

总之,在今日作为一个研究者,必须在三者关系中理解两岸三地中每一个地方电影文化的发展;作为一个管理者,必须根据三者的关系来制定政策;作为一个创作者,必须根据三者的关系来给自己的作品定位。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最具国际性的媒体,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电影不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而且一直是在同一个平台上争夺世界华语电影市场的份额和华语电影文化的主导权。全球化浪潮加强了这一趋势。香港作为两岸三地中国际化最强的区域,其电影创作和产业在世界华语电影市场和进军欧美国际电影市场方面一直占有明显的优势(香港曾是世界上仅次于好莱坞的第二大电影出口基地)。如今,凭借香港和内地的密切关系,香港电影的优势进一步扩展到内地市场。因此,理解和重估三者之间的市场格局、文化权力和话语政治的关系,是理解中国电影文化的性质和把握未来走向的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