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时代的喜剧精神:1930年代喜剧电影美学管窥

严格说来,艺术的社会影响是非常间接的。艺术参与到精神之中,而精神反过来凝结于艺术作品之中,以隐蔽的、无形的方式确定社会中的变化。但是,无论艺术的影响力是多么微小,也无论艺术的外观是多么重大,对艺术影响的批判分析都可以揭示出艺术作品形式背后的历史意识。艺术题材的选择及其介入社会/政治的方式可能直接影响到历史意识的表达,比如史诗和悲剧、史诗电影和悲剧电影都会直接地袒露自己的历史意识。对于喜剧和喜剧电影而言,历史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却体现在对当下社会的直接介入过程中。喜剧作品之所以深具社会影响,其中一个决定性原因在于它们选取与时世契合的题材,并且采用那些为大多数公众所喜好的表达手段。喜剧和喜剧电影要求人们放弃一贯对于艺术作品的静观态度,而代之以参与行动的热情。喜剧电影的历史效果不是通过微妙曲折的方式改变意识来实现的,而是借重直接讽刺与批判手段,正对着民众的内心频道,以“白话”^[1]的形式向民众宣讲与呐喊。艺术作品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社会/政治既要取决于它们自身,也要取决于历史状况,喜剧和喜剧电影通过介入现实和批判现实的方式实现历史价值,也许正是理解30年代喜剧电影美学的前提。

1930年代和抗战时期,是中国喜剧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中华民族近百年的苦难史,到1930年代再次进入最危急的关头,悲苦成为时代的主要面貌。时代的悲音萦绕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散,一切艺术作品,不分“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尽染悲剧之色彩。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徐悲鸿的《雄狮》,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都成为悲剧时代的直接告白。左翼电影和国防电影成为电影界的中流砥柱。喜剧电影也以新的面貌投“噱”从“戎”了,从神怪武侠片的摄影棚里和文明戏的戏台上传来的麻木的笑声逐渐消匿了。国人不再麻木,可也无法轻松。喜剧中尽染悲剧色彩,笑里往往含着泪。但是,即使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刻,根深蒂固的民族乐天精神也不容许人们面对悲剧而陷入悲观和绝望。我们发现:即使在悲剧浓重的影片中,往往有一个喜剧性的结尾,使得人们在悲苦的时刻看到希望,看到曙光。此时,观众即使不会轻松地笑,但的确经历着比笑更高兴的心情。积极的精神胜利法成为人们战胜苦难的法宝,也成为中国喜剧电影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中国的喜剧电影不是走向衰亡而是蕴藉着民族的乐观精神,在时代的悲音中同时代和命运斗争,嘲讽敌人,关爱同胞,从而再次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显影了自己的风格。“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无论在什么朝代,国难多么深重,总会有人游离于时代之外做着自娱自乐的梦。此时期喜剧在创作中也一直漫延着这样一种潮流,笔者不能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