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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汉语的“语法”是什么?他说：“古代文章和诗词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门，没有主语的，没有谓语的，没有宾语的，可谓触目惊心。我回忆小时学英语语法有一条：一个句子如在主语、谓语、宾语三项中缺少任何一项时，这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句子。我国古代作者怎么作了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真不减于小孩唱的一首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捡一些有关古代汉语语法修辞的书，得知没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还那么欢蹦乱跳地活着?”^[9]确实，汉语的句子组织大多是虚实相间的。所谓“虚”，即只要能够意会，语词的安排就可以“人详我略”。例如：

他有个女儿，在郊区工作，已经打电话去了，下午就能赶到。

这个句子每一段都暗换主语，意思却很清楚。虚实相间的结果是使汉语句子句读简短，音节铿锵。例如：

这屯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吧嗒一声，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

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语法规范显然无法解释如此疏落、活泼的语言组织。如果把那些“虚”的成分一一补上，个个句读段主动宾俱全，那么实是实了，句子却笨重僵滞了。这一点很让我们深思西方语法的“团块”写实原则与汉语语法的“疏通”写意原则的差异。

这种差异，是一种文化差异。

中国古代哲学在探究宇宙本原和本体(实体)时，提出了“有无相生”的概念，“有”即有形、有名，“无”即无形、无名。老子云：“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四十章)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由于人的意义取向和价值取向而赋予称谓，成为有形、有名之物。因而这种“有”来源于“无名”、“无形”。这个“无”便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即自无生有，作为“一”的“有”是一个混沌的统一体，由它分为阴、阳，阴阳交合变化，生出万物。因而“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无”不仅指出了事物的永恒运动、变化的实质，而且指出了事物相互对待，相互转化的关系：“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老子》第二章)老子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三十辐同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也。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也。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老子》第十一章)

车的功用是由于毂心的中空，陶器的功用是由于陶器的中空，房屋的功用是由于门窗的中空。可见有形有名之实物依赖于能容受事物运转的空间而存在，而虚空之显现亦依托于实物而逞其功用。所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同上)，任何事物都离不开它的生存空间，任何事物又都是虚实相资的统一体。

有无相生与虚实相资，在中国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上都体现出来。中国画在结构上往往呈虚实之态。它不像西方绘画以色彩、笔触占据全幅画纸，而是在线、皴、擦、点之外留下许多空白，造成疏密、浓淡、聚散的对立协调。中国古代画论认为：“虚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详处，也要有略处，虚实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董其昌《画论》)用笔的详略，构图的虚实，是由于画家情感意识的参与。“以意取之”，表明黑与白的安排已非自然之实象，而是表现主观情态的意象。空白虚迷之处因实景的衬托而流露出作者的深思悠情，予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此时的“白”，实际上是“黑”的延伸，更是“黑”的传神之处。这种“计白当黑”正合于老子所言：“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老子》第二十八章)白是画面的有机成分，是画面情感回荡升华之处。它需要与黑互补互制，达到“通体之空白，亦即通体之龙脉”(华琳《南宗抉秘》)的效果。正如清代画论所言：

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笪重光《画鉴》)

启功曾将中国画的这种结构特点与汉语的结构特点相比较，指出那些缺头短尾而跑得很快的老虎，不但在汉语中出现，而且在中国民族艺术其他品种中出现。中国古典绘画中画一个茶壶，一个茶杯，画面上便可题写“陆羽高风”;画一个酒壶，一个酒杯，画面上便可题写“陶潜逸兴”。画中“没有人，很像句中省略主语;没画茶或酒流入杯中的过程，很像句中省略谓语;杯中不画各色的茶和酒，很像句中省略了宾语。壶口并不一定向着杯，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很像句中的词汇不妨颠倒”^[10]。这种文化比较很给人以启发。

《周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的传统哲学认为事物的形式是不重要的，只有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些事物的道理才是重要的。道理是无形的，所以在形之上;器质是有形的，所以在形之下。西方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下”的语言，力求言能尽意，关系外露，其功能是描述性的，观察角度是固定的，立体的，表达是精确的，可以验证的，因而形态丰富，像一个结构严谨的团块。西方的传统油画就是填没画底，讲究数学的眼光，是物理的、写实的。汉语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它主张“以神统形”，重意轻言，只要能够意会、理解，形式上就可以“人详我略”。即使因而显得句子结构不完备，也不搞形式主义，因而汉语句子组织多是虚实相间、有无相生的。它打破了那种几何学意义上的团块，使之有虚有实，使之疏通传神，削尽冗繁，不滞于形，其功能是启示性的。

汉语句子结构与实相间之“虚”，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句子成分和词组成分。例如：

好友是白领丽人，天天(　　)一身紧绷绷的套裙高跟鞋，埋下头(　　)报表数字，抬起头(　　)老板脸色。

病人现在正跨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一脚(　　)门里，一脚(　　)门外。

在汉语句子里时隐时现的各种成分中，最常见也最普遍的“虚”成分就是“主语”。主语之虚往往是由于与实相资，即有所依托。这个“实”主要是承前之实，例如：

小乐一声不吭，(　　)咬咬牙，(　　)找了一根麻绳扣在腰带上，(　　)一扭头避开了他娘睃过来的眼神，(　　)拎起一口麻袋，(　　)慢吞吞走到天井下。

承前之实并不都是单一指向，即单纯因上文某一成分(或主语，或宾语，或定语)相资而“虚”，而是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指向。例如：

他后来还托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　　)从此没有再见面。

旁边一位阿姨的长发碰在我脸上，(　　)怪痒痒的，(　　)也不能去挠，(　　)手被管着呢。

(　　)多看，(　　)多听，(　　)多琢磨，(　　)经验多了就会发现问题。

以上各句的“虚”处，或是虚在对上文几个不同主语的综合，或是虚在基于上文内容的主语转换，或是虚在主语不确定地泛指。这些虚与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紧缩形式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

他十分信服老队长，(　　)吩咐他做什么，总是(　　)话才出口，(　　)抬腿就走。

他还说我表扬不得，(　　)一表扬(　　)(　　)就翘尾巴，(　　)净给我吃辣的。

承前之实不仅在句子之中，而且在句外即句群对话和篇章之中。例如：

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　　)对我说道……

我到好几个旅店找你，(　　)都说没有。(　　)一猜，你准在这儿。

这时候，科举却废止了，使父亲颇为失望。幸而有学堂，(　　)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归，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　　)考上了。

(　　)都说这本书好，可我怎么一点儿也不懂，(　　)都把我给看腻味了。

(　　)架不住姚大婶天天啰唆，(　　)到底把女儿女婿说活了心。(后段的“女儿女婿”是前段的主语，前段的“姚大婶”是后段的主语)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句子结构中的虚实相间，“虚”的语义指向可前可后、可内可外，几乎任何位置和环境中的“实”都可以藉以助“虚”，实现疏通与意会浑然一体的表达效果。事实上，有时一个句子从表面上看很实，没有虚位，细品其义，也还是“虚”得可以。吕叔湘举过鲁迅《阿Q正传》中一个例子：

赤膊磕头之后，居然还剩几文，他也不再赎毡帽，统统喝了酒了。

句中“赎毡帽”和“喝酒”都要用那“几文”，这一关系在结构上不露一丝印记，却让读者生动地意会出来。吕叔湘说这“不是省略一个字两个字的问题，而是一种语法上的默契，在汉语句子结构上是不少见的”^[11]。

如果说句子结构中与实相间、相资之虚是一种有形之虚，即虚化的成分在句中都有“位”可寻，必要时可以在虚位上补出相应的成分，那么句子结构中没有明显的虚位，但在意义结构中存在很大空档，依赖语境之实相资的“虚”，则是一种无形之虚。无形之虚虽然在语法上没有破绽，但由于它在语境中获得的解释大大超过了它自身的结构能量，所以从表面结构看它往往是悖理的。结构给出的仅仅是意义结构的几个支点。这几个支点在语法上是组合完备的，但它的“实”却不能藉以求“虚”，必须借助整个语境的默契，才能使虚实相映，简单的结构在意义上生动起来，疏通起来，实与虚统一在更大范围的意会活动中。

张洁的散文《五色的海》中有这样一段：

售货员递给他一条游泳裤，他看了看，收下了，也不付钱，也不走。问：“还有小褂呢?”

“男同志就是游泳裤”在结构上语法完备，在语义上却有很大的空间(以至于显得悖理)以求语境的补充与默契。这一类句中无形(位)而句外会意的结构在汉语中经常使用，显得非常简洁而有意义张力。例如：

生的是男孩，……)

汉语句子中的“无形之虚”往往因结构的紧缩而使语义关系复杂起来。这类句子多采用“主题+评论”的形式，便于读者在汉民族习惯的评说话题的认知框架中体会其言外之“虚”。例如：

逻辑关系的跳跃一旦成为一种惯例，说话的人就对这种跳跃格式在语义和句法上做了重新分析，使它依仗言外之“虚”而成为一种形式上自足的结构，例如：

有时重新分析前的结构与重新分析后的结构并存，产生异型同义现象，例如：

前一句是双重否定表示肯定，后一句是逻辑跳跃、结构紧缩之后表示肯定，二者在理解上却一致。

由此我们看到，汉语既可因“人详我略”而在句子结构内部设置有形(位)之“虚”，也可因“人详我略”而将句子结构紧缩，在句法之外设置无形(位)之“虚”。如此有无相生、虚实相资的组织方略，是需要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体意识积极参与的。

四、虚位的解读

汉语句子中虚位的设置依赖于语境的制约，虚位的解读依赖于以大观小的领悟。语境的制约主要有五种类型：

(一)话题的制约，即一个话题通贯数个评论短语，每一个评论短语之所评都承前虚化。例如：

那个好汉，祖贯山东莱州人氏，(　　)姓燕，(　　)名顺，(　　)绰号锦毛虎。

(我)拳头上立得人，(　　)胳膊上走得马，(　　)人面上行得人，(　　)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

这张团练终是个武官出身，(　　)虽然酒醉(　　)还有些气力。

老身那条计，是个上着，(　　)虽然入不得武成王庙，(　　)端的强似孙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

从句子新旧信息的分布来看，句子的话题表达的是旧信息。旧信息是人之所详，一旦确立就可以作为语境要素而延续。

(二)施事者的制约，即在一个叙述行为事件的句子里，施事者通贯多个动作语。他是一系列动作行为的主体，因而后续动作都因主体不变而承前虚化，例如：

花荣到巳牌前后，上马去公廨内点起数百个军士，(　　)教晚间去市镇上弹压;(　　)又点差许多军汉，分头去四下里守把栅门;(　　)未牌时分回寨来，(　　)邀宋江吃点心。

他娘低着头一个人坐在门槛上，(　　)出了神，(　　)只管拣着米里的谷，(　　)听见他一脚踹开了篱笆上的板门，(　　)眼皮也没抬，(　　)说：……

汉语句子中，话题的延续和施事者的延续是造成句子组织虚实相间、虚实相资的重要原因。廖秋忠的研究曾指出：“从我们搜集到的以及上述这些研究者提供的材料来看，从缺的支配成分以充当句中主语的占绝大多数，充当直接宾语的次之，充当间接宾语、介词宾语和兼语的相当少。在我们筛选过的随机取样的材料里，主语从缺150处，直接宾语19处，间接宾语1处，介词宾语和兼语各2处。”^[13]而主语表达的总是话题或施事者。

话题和施事者也可以合为一体，即施事者本身既是动作行为的主体，又是被评论的客体。后续成分对它“夹叙夹议”。在这种情况下，句子主脑信息的延续依然造成虚实相间。例如：

那高俅见气毬来，(　　)也是一时的胆量，(　　)使个鸳鸯拐，(　　)踢还端王。(二段为评论)

小人虽是粗鲁的军人，(　　)颇识些法度，(　　)如何敢擅入节堂?(一段为评论)

你们两个人天天厮守在一起，(　　)有什么长话说不完，(　　)竟然从厂里说到了家里，(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三)泛指的制约，即行为的主体不是特指性的，而是人人可以意会而无须究明的，例如：

(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　　)用一支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　　)下面撒些秕谷，(　　)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　　)看鸟雀下来啄食，(　　)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　　)将绳子一拉，(　　)便罩住了。

(　　)在搪瓷茶盘或铝盘中擦遍生油，(　　)将米浆倒入盆内，(　　)撒上开洋、葱，(　　)上笼放在沸水锅上用旺火蒸三分钟。出笼冷却后(　　)倒在工作台上，(　　)卷成条形，(　　)用剪刀剪成段，(　　)装在碗内，(　　)撒上白芝麻，(　　)加猪油、麻油、鲜酱油拌和即可。

(四)平行结构的制约，即由于结构上前后对应或对举，意义上形成了相互照应。照应中能够意会的成分，应平行结构的需要而取舍。例如：

以上各例是小句之间结构平行而由照应产生虚位，还有词组之间结构平行而产生照应，形成虚位的。例如：

从根本上说，成分的虚化都是由于与“实”相资，可以意会，而“实”对“虚”的照应很典型地表现在平行结构中。汉语倾向于将世界放在一种虚与实的互相衬映中加以感受，用“二气感应”来解释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平行结构易于形成一个意义场，利用互动关系产生意会，使结构虚实相间，表达生气盎然。

(五)对话的制约。对话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平行结构。由于对话的双方大多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和环境背景，因而对话的句子中虚化成分特别多。例如：

由于第一句奠定了整个对话的背景：主体、行为方式，因而第二句将这些内容虚化，只论行为的具体内容，要言不烦，简洁明晰。再如：

第二句没有直接回答第一句的问题，而是把第一句中“管好这个家”作为话题，提出另一个问题，言外之意是“如果干好了有奖励，我就管好这个家”。这里对话中不仅有言内有形(位)之虚，而且有言外无形之虚。由此也可见对话中的后继信息不仅仅是被动地受前导信息的影响而作出虚与实的安排，而且能超越前导信息的预期，独立地选择新的话题，从而大大扩充与实相资的“虚”的容量。答句中虚实关系的重组和扩容，使对话的意义结构形成很大的张力。

五、章法决定句法

汉语语法的虚实相间是一种积极的语言组织方略。一般来说，语言结构在人们运用中总是追求尽可能经济的效果，并以此突出新信息，提高清晰度。经济的追求一般在三个层面展开，并呈现由强制到自由的趋态。

(一)强制性经济层面，即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将相邻结构成分中同形同音的字合并。由此在表面结构上我们可以发现种种零形式。例如：

这些零形式(括号中的成分)的出现不像语言中的缩略形式那样自由，如“科研”与“科学研究”虽然前者是经济形式，但它并不必然替换后者。然而带零形式的结构也未固定为一种句法格式，诸如动结式(撕(　　)(　　)破了)、兼语式(选他(他)当代表)、动宾式(吃大碗、跑买卖、逛大街)。因而它仍属于强制性的经济手段，结构中的零形式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复现的。

(二)弱强制性经济层面，即句中被精简的成分可以在句内上下文的对应位置上寻回。由于这种对应关系，成分的精简是结构性的。我们前述由话题和施事者制约的虚位可以视为此类。然而也不尽然。因为汉语中话题和施事者往往又是语篇成分。它们的信息持续以句子为基本单位，又可以跨越句子延续，由此引起的成分精简就不是结构性的，而是语篇性的了。例如：

(　　)搓洗了一阵，(　　)一个个先先后后上了岸，(　　)把青蓝布的大裤衩子涮涮，拧拧，甩甩，湿唧唧地就套到腚巴蛋子上，(　　)坐到河卵石上面喘气，(　　)呆呆看着雾在眼前、在河面上流动，(　　)谁也不说话。

典型的结构性精简是英语句子中的省略，即句中被精简的成分必定可以在全句(往往是一个并举结构)中的对应位置上获得照应。例如主语的照应：

The symbol for hydrogen is H; for oxygen，O; for nitrogen，N．(氢的符号是H;氧的符号是O;氮的符号是N。)

John is peeling an apple，and Peter an orange．(约翰在削苹果，彼得在剥橘子。)

(三)非强制性经济层面，即句中被精简的成分可以在语篇上下文中寻回。由于语篇不受语法结构的制约，因而句中的虚位设置是自由的，基本上服从信息表达的需要，即“人详我略”，例如：

曲政委不喜欢畏畏缩缩的样子，(　　)熊你，(　　)骂你，(　　)听着，(　　)千万别出现不舒服的样子。

这种高度自由的虚位设置，加上超越句中虚位的丰富的言外之意和语法默契，使汉语的句子呈现出一种十分松弛、虚实相间、有无相生的样态。尽管在汉语中许多句中虚位的设置都受句首主脑成分(话题、施事者)的控制，但从整体上说，句中虚位和言外之意的理解是超越句法的，它们受语境和语篇的制约，这是汉语句子虚实相间，结构自由松弛的根本原因。正如朱德熙在谈到“无主句”时所指出的：“无主句的特点仅仅在于语义上预设有一个与句子陈说的内容密切相关的对象存在。这个对象可能在上文里表达出来了，也可能仅仅存在于说话和听话的人的意识里。”^[14]正由于汉语句子结构的虚与实是语境、语篇制约的结果，所以汉语中虚实相间的句子在语法上是完整的。朱德熙在论“无主句”时也有这样的意见：“在汉语里，没有主语的句子跟有主语的句子同样是独立而完备的”，是“能够站得住”并且是“结构上无欠缺的”^[15]。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经指出：“在汉语的句子里，每个词排在那儿，要你斟酌，要你从各种不同的关系去考察，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16]在这里，“代替一部分语法”的不仅是对句子中“实”的单位之功能、语义的“默想”，而且是对句子中“虚”的单位和“虚”的意思的“默想”。汉语句子中各意群、成分通过内在的联系贯串在一起，不一定用关系词来明确交代其关系，结构上也没有较多的限制，可以充分利用说话当时的语言环境以及语言结构内部的相互衬托等条件，使语句尽量经济，虚实有度。汉语味儿浓的文章，讲究风格和韵味，若用西方语言的眼光来看，颇多“破绽”。王力曾说：“古人主张不以辞害意。西人的行文却是希望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17]为了“不以辞害意”，就追求辞约义丰，心凝形释，削尽冗繁，虚实相生。就像中国古人的画竹，反对“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主张“胸有成竹”，经过主观的筛选，汰去繁枝冗节，“振笔直遂”，竹也就栩栩如生。而为了“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就须用繁复规整的形式来限定词语的意义，不使走样。

汉语句子虚实相间、有无相生、自由松弛的样态，对于研究者来说，不啻一种挑战。它迫使研究者必须从微观和宏观上探讨句法、语义、语境的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这些多个因素作用的消长往往使汉语句子的合格度呈现极大弹性，句子的句法编码对语义、语境的制约力也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分析途径是对实有形式的说解，那么汉语的分析途径则是对虚实关系的领悟。汉语的句子密切联系语境、篇章的逻辑事理的发展，它不是在形态上自足的封闭单位，而是在内容上自足的开放单位。正因此，黎锦熙曾把汉语的“章法决定句法”作为语法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批评那种用西方的句法分析汉语的句法的方法，指出他们“一到指点语法，就多数跟章法脱节，而把那些孤立的、烦琐的、行不通的、不合语言事实的句法和词法生搬硬套。对于本来可通的词句，拿着那些死框框来吹求错误而以为近于‘纯洁’;对于理论知识，又把人家‘骈拇枝指’的畸形发展强加于自己的汉语而以为可致‘健康’，这大约就是多年来语法教学不起作用甚至引起反感的主要原因吧”^[18]。汉语语法的“虚实”样态与西方句法的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而汉语语法学的文化重建自是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