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

波兰的经济仍是中古式的。国内的商业停留在小贩的阶段，国外的贸易大部分局限于但泽和里加两港。商人阶级在财富上是不足道的，他们很少被允许进入塞姆。贵族们控制着国会、国王和国家的经济。贵族们广大的地产都由受封建规条支配的农民耕种，这些规定在某些方面比中古法国贵族庄园下的规条更要严格。拥有土地的贵族自己制定这些规定，并用他自己的军队强迫推行。没有他的同意，他禁止他的佃户离开他的管辖区；他把他们从一地迁至另一地；他随意增减他们的土地；每年他强迫他们义务劳动几天；他限制他们只能从他那里购买生活必需品，农产品也只能卖给他；他迫使他们每年从他那里购买定量的蹩脚的苹果酒；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都可以征用他们的孩子。在法律上讲农民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保有并遗赠自己的财产，但是耶稣会的神父彼得·斯卡加（Peter Skarga）却把他们描述成奴隶。

生活方式主要是农村生活。贵族们聚集在华沙投票反映他们的共同意志，但是他们居住在自己的田庄上打猎、争论、恋爱、饮宴，相互之间慷慨地款待以及训练自己作战等。婚姻由父母安排，很少征求女孩子的意见，女孩子也很少反抗，因为他们认为爱情来自婚姻，而门当户对的婚姻较之因爱情而结合的婚姻更能持久。妇女谦逊而勤勉。性道德被严格地遵守着，我们不曾听到在18世纪之前有婚姻以外的韵事。男人较女人更注意训练自己的礼节，除了塞西莲·雷娜塔（Cecillian Renata）和路易丝·玛丽·贡扎格（Louise Marie de Gonzague），前者在1637年和拉迪斯拉斯四世结婚，因而使早期经由艺术家和传教士输入的意大利影响再度恢复；后者于1648年和他结婚。玛丽·贡扎格带来一股法国礼节和语言的浪潮，这股浪潮直到20世纪才逐渐平息。波兰的舞蹈有一种庄严的优美，早在1647年就有一位法国人曾以钦羡的语调称这种舞蹈为波兰舞（Polonaise）。

波兰的艺术无法保持1477年维特·史托斯（Veit Stoss）在克拉哥所建立的水准。西格蒙德二世那些华美的挂毡是在佛兰德斯织造的。来自意大利的建筑师和雕刻家在克拉哥大教堂中树立起西格蒙德、巴托里、安娜·雅盖洛诸人的纪念碑，为耶稣会在克拉哥和涅斯维兹（Nieswiez）等地建造巴罗克式教堂以及在华沙建立那著名的西格蒙德三世之柱（Sigismund ⅢColumn）。绘画在新教各派攻击宗教偶像的情境下呈现萎缩，但是画家马丁·科伯（Martin Kober）仍然绘制了一幅传神的巴托里肖像。

教育和绘画一样受到宗教的骚扰。克拉哥大学已渐衰落，但是巴托里又建立了威尔诺（Wilno）大学。同时耶稣会又在克拉哥、威尔诺、波兹南（Poznan）、里加以及其他各地建立了多所学院。这些学院极为优秀，连很多信仰新教的人也愿把他们的儿子送到这些学院中，接受心智和道德的训练。办得更好的是拉科（Rakow）地方的唯一神教学院（Unitarian School），这所学院吸引了1000名属于各种宗派的学生。巴托里的那位人文学者的大臣让·扎莫伊斯基（Jan Zamojski）在萨莫奇（Zamo）地方创办了一所新的大学，以古典课程为主。

文学作品甚为丰富，宗教辩论作品的内容常流于粗糙，但是形式却非常优雅。所以为天主教辩护的斯坦尼史拉斯·奥泽丘斯基（Stanishlas Orzechowski）作品中虽充满了激烈的排斥新教的思想，但是他的作品却是“用最美妙的波兰文写出来的，应该列入我们历史上最好的作品之中”。以同样风格闻名的有鲁卡兹·格尼奇（Lukasz Gornicki）的《波兰之臣》（The Polish Courtier），这书是根据卡斯底里欧内的《扈从者》（Cortegiano）一书改写而成。耶稣会神父彼得·斯卡加以散文和诗著名，也以教育和政治学著名。卸下威尔诺大学校长职位之后，他做了24年波兰的波舒哀，担任皇宫中的首席传教士，他毫无畏惧地抨击环绕着他的腐化贪污现象。他预言除非这个国家能够发展一个更稳定和集权的政府，否则整个国家将成为列强侵略下的牺牲者，但是他主张一个责任君主政体，其权力应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直至19世纪，让·科查诺斯基（Jan Kochanowski）的诗在诗坛及其本国找不出可与之匹敌者。而且直到今天，其作品仍然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他的《特雷尼》（Treny）（《悲歌》或《挽诗》）一诗中，他的灵感达到最高峰，那诗是他为他早年夭折的女儿乌苏拉（Ursula）所写的。

这时期波兰的一切文化都受到宗教教派冲突的骚扰。16世纪的前半叶，新教各派似乎势将控制日耳曼、瑞典以及波兰。很多贵族因为反对王室的权威和教会的腐化而加入新教，另外一些则把加入新教作为占领天主教财产的手段。西格蒙德二世采取一个广泛的宗教宽容态度。他死后一年，国会中的一个委员会起草了《华沙协约》（Confederation of Warsaw），保证绝无例外地给予一切不同宗教以信仰上的自由。当该约提付表决时，在国会中曾受到主教议员的反对，但是98位非主教议员却一致赞成，其中包括41位天主教徒。这一协约代表波兰宗教宽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在此以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官方宣言达到这个程度。在这样一个广泛的保护之下，各种教派都在波兰境内繁荣滋生，这些教派包括路德派、加尔文教派、兹温格利派、再洗礼派、波希米亚教友派以及三位一体派。1579年福斯图斯·索西尼乌斯（Faustus Socinus）来到波兰，开始组织一个唯一神派系统（Unitarian lines）的教会，但是克拉哥地方民众把他从房子中扭出来，毁坏了他的图书室，如果不是克拉哥大学的那位天主教徒校长跑来解救，他们可能把他杀了（1598年）。加尔文派和路德派联合起来要求将索西尼乌斯派逐出波兰。波兰国会于1638年下令关闭一神教派所设置的学校，1658年禁止该派在波兰境内传教。一神教派的信徒们逃往川索凡尼亚、匈牙利、德意志、荷兰、英国，最后逃到美洲，借着美国大文豪爱默生说出他们最愉悦的心声。

民间的偏执、耶稣会的教学法、天主教的纪律、王室的政治、再加上新教本身的门户之见，终将破坏波兰境内的新教。新教派之间的相互攻击，正如他们反对古老的天主教一样激烈。农民们执著于旧的信仰，因为它是旧的，所以它含有习惯的舒适性。当巴托里和西格蒙德二世等君主恢复天主教信仰时，很多新教信徒或者他们的子女发现和天主教会和平相处是一件乐事。波兰境内大部分日耳曼人都是新教信徒的事实，更给予天主教一种民族感情的助力。天主教会本身也主动地和这些外来的助力合作，企图将波兰再度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她派遣一些最聪明的外交家和最富有进取心的耶稣会教士前往波兰，希望能够赢取国王、妇女、儿童甚至信仰新教的贵族们。教会的领袖们，像斯达尼斯拉斯·霍休斯（Stanislas Hosius）大主教和吉奥瓦尼·康门多内（Giovanni Commendone）主教等，都曾警告波兰国君，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道德或者政治秩序，是可以建立在流动的、相互倾轧的新教教派的基础之上的。耶稣会的教士们显示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防止那些不能信仰旧教的人信仰新教。同时，天主教的僧侣们遵从特伦特会议的命令，正在进行一次确实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改革运动。

天主教徒们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立陶宛和波兰的合并，而使希腊正教和罗马的天主教很不愉快地发生接触，这两个宗教的教义差别很小，但是正教礼拜时使用斯拉夫人的仪式，而且正教的牧师们拥有妻子。1596年让·扎莫伊斯基将一群僧侣和俗人组织成一个折中的尤尼亚特（Uniat）教会，这个教会保持着僧侣结婚的习俗和斯拉夫人的仪式，但是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并且承认教皇的至高地位。罗马天主教的领袖们希望这种调和能够逐渐使希腊和俄国的教友们信服教皇，但是这个新设置的教会却遭遇到激烈的反抗，它在波罗克（Polock）地方的大主教也被希腊正教的民众谋杀而死。

整个16世纪，波兰的君主们一直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较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显得更进步，但是天主教的民众却常常采取以往激烈仇视的政策。他们攻击克拉哥地方的一所新教教堂，并且从新教徒的坟墓中将尸体掘出乱加丢弃（16061607年）。他们在威尔诺地方毁坏了一所新教教堂，并且殴击——也有人说杀死——教堂中的牧师们（1611年）。在波兹南地方他们烧毁了一座路德派的教堂，又毁坏了一处波希米亚教友派的聚会所。天主教的僧侣们不曾参加这些群众宗教信仰的示威行动，然而他们却从中得到了利益。所有的情况都对旧教有利，而到1648年她的胜利整个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