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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开始的时代
1.5.3.2.3 ·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

·克里斯蒂娜女王(1632—1654)

自从他的女儿——他的王位继承人——还是一个4岁的孩子,他就指定那天才云集时代中最能干的一位政治家——乌克森谢尔纳伯爵为摄政。克里斯蒂娜后来描述他:“他年轻时曾博览群书,其后在公务繁忙中仍继续进修,他对于世界事务和利害关系的把握能力及知识很强,他知道每一个欧洲国家的长处和短处……他富有野心,但忠诚而廉洁,而有一点过于舒缓和镇静。”他以沉默闻名,即便说话时,也表现出一种外交的艺术。当古斯塔夫转战异域时,有两年的时间他成功地治理瑞典。后来担任了克里斯蒂娜的摄政者,他除了指挥瑞典在日耳曼的军队外,尚治理国内的事务。两年中,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堪与之相比。1634年他起草了一份“政府的形式”(Form of Government),详述政府各部门的组织、权利和义务,这是现在所知成文宪法的一个最早范例。

1644年,18岁的克里斯蒂娜正式揽权。她自认适于治理这个人口已增至150万,生机勃勃的国家,事实上她也确实拥有一位早熟男子所有的一切能力。“我来到这个世上时,”她说,“浑身毛发,声音强壮而沙哑。宫女们都以为我是一个男孩,她们高兴地惊呼,最初也使国王受了骗。”古斯塔夫知道了她真正的性别后,表现得像一位宽怀大度的绅士,且日后对她宠爱有加,仿佛对有她这么一位继承他权力的人十分满意;但是她的母亲——勃兰登堡的玛丽亚·艾林诺拉(Maria Eleanora)却对她的女儿身始终不能释然。或者她母亲的这种厌恶女孩子的态度促使克里斯蒂娜在她体能所允许的范围内变成一个十足的男子。她有意地忽略外表,蔑弃修饰,语言粗俗一如男性,她喜欢穿男性服装,参加男人的运动:飞快地跨骑马上,狂野地狩猎,对于猎物她一击必中,但是“我每杀死一只动物,总免不了对它感到由衷的怜悯”。

虽然她有这些男性化的特征,但是她仍具有一些女性的妩媚。后来做了阿夫兰切斯(Avranches)地方大主教的皮埃里·休伊特(Pierre Huet)如此描述她(1653年):“她的容貌高雅而美丽,发色金黄,目光闪烁……她面部带有一种羞怯的表情,而当一句粗鲁的语言使她面现赧颜时,那种羞怯的表情就充分地显现出来。”替西班牙大使办告解的耶稣会神父曾说:“她深恶结婚,因为她自由地出生,也愿意自由地死去。”她似乎觉得对一个女人而言,性生活是某种形式的屈服,同时无疑地,她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样,知道她的丈夫将企图为王。她对于自己的缺点非常敏感,而且勇于承认那些缺点。“我不信任他人,猜忌,野心勃勃地想超过别人。我脾气暴躁,骄傲而无耐心,轻蔑而爱讥讽。我残忍无情,我对事情怀疑的态度使我很难专注于某一方面。”但是她慷慨得近乎奢侈,而且工作认真。“她每天仅睡3至4小时,”那位耶稣会神父说,“当她醒来时,花费5个小时阅读……除水之外她从不饮任何其他饮料,人们从来没有听她谈过她的食物烹饪得好或是坏……她定期参加国会……有一次她生热病达28日之久,但她从未忽视国家的事务……她亲自接待各国大使,从不假手秘书或大臣。”

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和野心,不仅仅希望和青年们在运动上或和朝臣们在政治事务上一争长短,而且想和学者们在学识上一分高下,而这些不仅包括语言和文学,更包含科学。14岁时她已通晓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18岁时又学会了拉丁文;其后,她又研习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她爱读意大利文的诗集,对明朗活泼的法国文明深具羡慕之感。她热切地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以及哲学家们通信。她设立一座规模庞大的图书馆,其中包括珍贵的古代手抄本书籍,学者们从很多国家不远千里而来查阅这些珍本古籍。她死后,艺术品鉴赏家们对她生前从事搜购图画、雕刻、珐琅艺品、木刻以及各种古物时所显示的良好的鉴赏能力获有深刻的印象。她像搜集艺术作品一样地求才若渴,她渴望和博学深思的人相处,她将克劳迪丝·萨尔马修斯(Claudius Salmasius)、伊沙克·沃修斯(Isaac Vossius)、格罗齐乌斯、尼古拉·海因修斯(Nicolaas Heinsius)等著名学人召入宫中,并厚加赏赐。那些不能进宫的学人也将他们的著作和颂词呈献给她,这些学者包括斯卡龙、巴尔扎克、斯屈代里以及那位严肃的英国诗人汉弥尔顿。汉弥尔顿虽对萨尔马修斯颇有微词,但声称她“不仅适于治理欧洲,而且能治理整个世界”。帕斯卡将他的算数器呈献给她,并且附了一封非常优美的函件,赞美她不仅是一位政府的君主,并且是一位智慧领域中的女王。

她的次一嗜好是哲学。她和伽桑迪(Gassendi)通信,他像上百位其他的人一样恭贺她实现了柏拉图以哲学家为王的梦想。当时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儿来到宫廷中,见了她,并以惊叹的神情听她阐述柏拉图著作中为他所深爱的观念。当他企图使她相信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机体时,她说她从不曾见过她的手表生出小的手表。关于这一点以后还会提到。

她不曾忽略本国的人才。瑞典在当时有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人物——乔格·斯蒂耶姆(Georg Stjernhjelm),他是语言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是瑞典诗之父,也是当时瑞典知识生活的中心。古斯塔夫·阿道夫非常钦佩他,给予他贵族的爵位。克里斯蒂娜则以他为宫廷诗人,一直到他投敌叛她为止。

受到当时大教育家约翰·科梅纽斯(John Comenius)教学理论的吸引,她把他邀请到斯德哥尔摩来改革瑞典的学校制度。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牛津、剑桥等地一样,她也亲自到乌普沙拉访问,以鼓励该地大学师生的情绪,她在那里聆听斯蒂耶姆和其他学者讲述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她在多帕特地方建立了一所学院,并且赠给该学院一座图书馆;她建立了6所其他的学院;她又将她父亲在芬兰亚波(Abo)(土库[Turku])地方创设的一所学院扩充成为一所大学。她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一些前往阿拉伯研习东方学术。她召来荷兰的印刷工人在斯德哥尔摩设立了一家出版社。她鼓励瑞典的科学家用瑞典方言写书,以便知识可以在平民之间流传。毫无疑问,她是历史上最开明的君主之一。

她是否有自己的主见,还是无分轩轾地接受一切向她汹涌而来的知识浪潮呢?关于这一点,大家公认在政府中她有自己的想法,作自己的决定,不仅统辖而且是治理。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她是如何反对乌克森谢尔纳的黩武政策,致力于和平,而协助终止三十年战争的。她所留下的片断的回忆录,写得生动而迷人。她亲笔书写的那些格言中,嗅不出一点陈腐的气息。例如:

人的高贵和他所能付出的爱心成正比。

愚人比无赖更可怕。

忠言逆耳。

不寻常的美德是一种永不为常人宽恕的罪恶。

虽然时代和距离会使至高的灵魂分离,

但灵犀一点可使他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婚比作战需要更大的勇气。

当一个人不再崇敬或畏惧任何事务时,他就超越了一切。

对世界动怒的人,已经学到他所知的一切也是徒劳。

哲学既不能改变一个人,也不能纠正一个人。

最后,尝试了各家哲学之后,或者在她决心停止做一个基督徒之后,她转而皈依了天主教,有人指责她从她的医生伯德罗特(Bourdelot)那里吸收了无神论的思想。一位瑞典史学家认为她的转变是一种有意的胡闹,这种说法得到伏尔泰的附和。依照这个理论,她已经得到一个结论:既然真理无法被了解,一个人不如皈依一种最能投合自己感情和美感的宗教,同时把最大的慰藉给予大众。但是改变信仰皈依天主教通常都是极端怀疑之后一种真诚的反动,在怀疑的深处,神秘主义就将应时蠢动。克里斯蒂娜本身就有一些神秘因子,她的回忆录是直接写给上帝的。信仰是一件保护的外衣,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完全放弃了信仰,等于让一个渴望衣服和温暖的人赤身裸体。而且到什么地方去找一件比那彩色缤纷、美感至上的法国和意大利天主教更温暖的衣服?“如果,”她说,“一个人不信天主教,他如何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对改变信仰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牵连到的一切复杂因素曾细加考虑。如果她放弃路德教,那么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她所深爱的父亲的意见,她不仅必须放弃王位,而且要离开她的国家。这一个信仰上的改变,对于他父亲为保护新教的欧洲所做的一切英雄式的努力,将是何等巨大的一股逆流?但是她已厌倦那些传教士和国会议员的高谈阔论,也厌倦了那些学者、博古家和历史学家故炫博学的琐碎议论。同时,瑞典可能也对她感到厌倦了。她割让王室土地及对于佞幸们所费不赀的赏赐,已经使国家的岁收入不敷出。大部分的贵族联合反对她的政策。1651年曾发生短暂的叛乱,叛党的首领虽立即被处死,但一股业已兴起的怨恨并未消失。最后,她生病了,可能过度地工作和思考损害了她的健康。她常常发着危险的高烧,加上肺部发炎的症状。好几次她昏厥过去,有时候失去意识达一小时之久。1648年,在一次大病之中,她“发誓放弃一切,而成为一个天主教徒,希望上帝能保全我的生命”。她是一个地中海的灵魂,现今瑟缩在严寒的北国。她梦想着意大利的晴朗天空和法国格调迷人的沙龙。能加入那些富有教养,而以孕育法国智慧为天职的淑女群中,该是多么令人喜悦的事!如果她能随身携带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话……

1652年,她秘密遣送了一位葡萄牙公使馆的随员前往罗马,要求耶稣会教士到瑞典来和她讨论天主教的神学。教士们化装进入瑞典。她提出的一些问题很使教士们头痛:她问他们究竟是否真有上帝存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是否还能继续生存?除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是否有真正的分界?然后,当他们正准备知难而退时,她安慰他们说:“如果我比你们所想象的更接近于转变成一位天主教徒,你们作何感想?”“请听着,”耶稣会教士中的一人说,“我们感觉那好像是一个人从死中复活。”

在退位之前变成天主教徒是国法所不允的,但在退位之前,她想说服瑞典国会接受她推荐她的表哥查理·古斯塔夫为她的继承人,以便保持瑞典王室的世袭制度。长期的谈判使她退位日期一直延迟到1654年6月6日。这次退位典礼几乎和99年以前查理五世退位时同样感人:她摘下头上的皇冠,取下一切王室的标志,又脱去王袍,穿着朴实的白色绸衣站在国会前面,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演说,向她的国家和人民告别,使那些沉默严肃的年老贵族和那些冷静镇定的市民代表,也无法不潸然泪下。国会供给她未来的生活费用,并且允许她继续保有她的侍从。

退位之后第五天的薄暮,她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在努古平(Nykãbing)停下来向她母亲作最后的探视。在两天不眠不休的旅程中,她染患了肋膜炎,康复后她继续向哈尔姆斯塔德城(Halmstad)进发,在此她写信给伽桑迪,赠送他一笔年金和一条金链。最后她接到新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的求婚信,她很礼貌地予以拒绝,然后化装成男子,并使用多纳(Dohna)子爵的化名搭船前往丹麦。她不曾想到在其后的35年岁月中,她仍要在历史上扮演一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