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与婚姻

然而我们却发现，1557年时他是佩里格（Périgueux）的艾迪斯法庭（Court of Aids）的议员，在1561年是波尔多议会——自治法庭——的议员。在那儿他遇见并结交了埃蒂尼·拉波蒂（Etienne de La Boétie）。这位年轻的贵族，18岁时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论志愿奴役》（Discoues sur la Servitude volontaire），该书后来被称为Contr’un—意即反对一人统治（One-man Rule）。他以丹东（Danton）流利的口才，鼓励人们起来反抗专制主义。也许蒙田在年轻时具有此种共和的热忱。无论如何，他已被这位贵族里的叛徒吸引，虽然拉波蒂只长蒙田3岁，但他似乎成为智慧与正直的典范。

为何能有这样深的情谊？蒙田说：“这因为是他，也因为是我的缘故。”因为他们在各方面是如此不同，以致能互相取长补短。拉波蒂是个理想主义者，热诚而具温情；蒙田也具有智慧、谨慎，而能持平献身于社会。因此，蒙田这位最好的朋友描述他为：“能为至圣，也可成大恶。”也许蒙田一生最刻骨难忘的经历是眼看他朋友死去。1563年波尔多地方的一场瘟疫中，拉波蒂突患热病与痢疾。拉波蒂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基督徒的耐心，与病魔缠斗，这给一直陪伴他至临终的友人永难忘怀的回忆。蒙田继承了那篇具危险性的散文的原稿，保藏达13年之久。在1576年有盗印的翻印本问世，他立即印行原版，并解释说：它是个“16岁”男孩修辞学上的练习罢了。

这种亲密的友谊，使得蒙田对往后的友谊均感乏味。他写了又写，谓他半个心灵已随拉波蒂逝去。“过去我多么习于彼此相依，而不惯于形单影只，依我看，现在的我仅是半个我。”在温馨的回忆中，他将友情置于一切父子之情、男女私情、夫妇之情之上。对任何女人，他似乎不曾付出任何罗曼蒂克的爱情：“年轻时，我反对任何足以僭取我心的爱情意念。我尽量减少迷恋于它，以免最后我会因怜悯而被俘虏。”这并不是说他缺乏性爱的时间，相反，他赞成婚前广泛及众多的交往。他描述性爱不过只是“一种使挖空心灵所换取的快乐，而这种快乐是自然使我们以其他的代价交换而得的”。他认为大自然“将快乐与猥亵混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

他同意许多哲学家的看法，认为仅是欲望的膨胀不能构成婚姻的理由。“再也没有比美色和欲念所造成的结合崩溃得更快，更令人困扰了。”婚姻应由“第三者”安排，婚姻应该丢弃“性”爱的陪伴与条件，而应该“模仿友谊”，婚姻应以友谊之形态存在。他赞同希腊思想家的观点，男人在30岁前不应结婚。他尽可能避免受到束缚。28岁时他到了巴黎，爱上了它，享受短暂的宫廷生活（1563年）。在卢昂他看到了美洲的印第安人，被文明与野蛮相抗衡的迷人之处吸引而犹疑不决。回到波尔多后，他就与弗朗索瓦·沙赛涅（Franζoise de Chassaigne）结婚（1565年）。

他的结婚似乎十足是为了理性上的原因：即为了有一个家庭来延续他的财产和姓氏。在他总共1500页的著作中，几乎没有只言片语是关于他妻子的，但那也许是为了礼貌的缘故。他声称他对她是忠实的：“尽管世人指责我放荡不羁，我确实是谨守着婚姻的律法，远超过我当初所允诺或希望的。”她对专于自己事情的天才丈夫十分容忍，因为她丈夫对事业全然不管，于是她对家务、土地的治理、账务等显得十分能干。至于他，对她是很尊敬的，当他离开家时，他托付她一切重任，并偶尔以一个动作、一句话对她表示关爱之意——当他从马背上掉下来，他对她迅速的帮助而由衷感谢，或者将他所出版故友拉波蒂所翻译的《普鲁塔克的安慰信》（Plutarch’s Letter of Consolation）献给她。这是十分成功的婚姻，我们对蒙田《散文》（Essays）中，对女人所作的讽刺不应看得太认真，这是那时代哲学家们的风尚。弗朗索瓦为他生了6个孩子，都是女孩。除了一个女孩外，其余都夭折了。这个仅有的小女孩，他对她十分娇宠。当他54岁时，收养了一位20岁的女孩子，名叫玛丽·古尔娜（Marie de Gournay）。“我俩之间已真正超越了父女之爱，而她已成为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部分，她使家中的孤寂一扫而空。”总之，他不能超越人性的共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