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卡斯提语言中强有力的延长音，就像托斯卡尼地方意大利语中悦耳的装饰音一样，正好适于音乐和韵律，而这个民族的精神在天性中对诗较对散文更易于反应。诗人和僧侣一样众多。韦加在他的《阿波罗之桂冠》（Laurel of Apollo，1630年）一书中描述诗神的聚宴和竞赛，在他的幻想中，300名当时的西班牙人为桂冠而竞争。这种诗意的竞争对西班牙这个民族而言，就像火焚异教徒一样盛行。这些诗中包括令人瞌睡的说教诗，写成韵文形式的教条、押韵的浪漫故事、田园诗、英雄诗体的滑稽诗、民谣、抒情诗和叙事诗。并不是所有作者都有弗朗西斯科·菲格罗亚（Francisco de Figueroa）那种勇气，他将他的诗文付之一炬。

叙事诗中最好的是《拉阿劳卡娜》（La Araucana，15691589年），诗中描写南美印第安部落的反叛。它的作者是阿隆索·埃里奇拉·朱尼加（Alonso de Ercillay Zuiga），他在那次战争中是一名出色的西班牙士兵。所有叙事诗人中最好的可能是一位奥古斯丁教团的僧侣路易斯·庞斯（Luis Ponce de Léon），他部分的犹太血统并未阻止他表现基督徒虔诚中最优美的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集神学家和诗人于一身，34岁的时候，他被指派为萨拉曼卡大学的神学教授，至死他从未终止和那所大学的关系。他在学术上的追求和严肃的生活并未终止他在抒情诗方面的奔放。异端裁判所在成立不到3年（1572年）时，即召他前往，因为他将《歌中之歌》（Song of Songs，译按：即《圣经》中之《诗篇》）译成田园诗的形式。他受了5年牢狱之灾，然后获释，再度到那所大学中讲学。他用奇趣的话说：“我们上次见面时，曾谈到……”他同意他上级的看法，认为诗不适于一位神学家。因此他不曾将其诗付印，这些诗直到他死后40年才被印行。它们被认为是卡斯提语中最接近完美的作品。

贡戈拉和克维多·比列加斯（Francisco Gómez de Quevedo y Villegas）两人更出名，因为他们用押韵诗及辩论搅动了学术的空气，他们死后留下贡戈拉派（Gongorismo）和概念派（Conceptismo）两个相争的学派，叫做文体哲学（Philosophies of Style）。塞万提斯对他所有的对手都有一番推荐的话——除开韦加和阿维拉内达两人，他把贡戈拉叫做“一个难得而活泼的天才，再找不到第二个”。我们从他《舰队颂》（Ode to the Armada）的一节中可以捕捉到这位诗人怒吼的遥远回声：

这是一支值得爱慕的笔。难怪菲利普四世要使这位激烈的诗人（现在成为一位僧侣）成为他的宫廷牧师，将他的才能传于皇宫。贡戈拉在风格方面力求洗练，字句力求斟酌，他反对韦加等人匆促写作的作风，坚持每一行都必须细加琢磨使之成为逸品。他在这方面的热心，将艺术带进矫揉的境界，字里行间夹杂着过多的隐喻，性质形容词，倒装和对语，超过了李利的夸饰文体和马里尼的装腔作风。下面就是这样写一个女孩的迷人的妩媚：

西班牙的诗人现在分成三个阵营，一是模仿贡戈拉的贡戈拉派（或库尔迪斯莫[Cultismo]派），一是模仿克维多的概念派，一是对两者都加以抗拒的，如韦加。

在阿尔卡拉大学，克维多在法律、神学、拉丁文、希腊文、法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决斗方面都卓有声誉。虽然他近视而又罗圈腿，但无论在笔和剑任一方面，他都是个危险人物，他的讽刺和他的剑锋同样锐利。杀死了几名对手之后，他逃往西西里和那不勒斯。35岁时，他在那里担任财政部长。他参与欧逊纳反抗威尼斯的密谋（1618年），失败之后，入狱3年。回到马德里之后，他并未因获得菲利普四世秘书的休闲职位而沉默，他的诗冒犯了国王、罗马教皇、奥利弗雷、女人和僧侣。他恶名昭彰的小书《狗与热病》（The Dog and the Fever，1625年）向所有的事物狂吠，将一些较桑秋所使用的尤为尖刻的谚语，暴风雨似的向它们劈头泼去。他给世人一个最后的忠告，但他从未如此做：别插手那场战役，“让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过去”。克维多渴望树敌和惹事，他攻击贡戈拉派所主张的库尔迪斯莫，而以概念派与之对抗：他认为诗人不应该在字句上去慢斟细酌，而应该去寻求概念——不是人人熟知的陈腐意念，或因常用而形成固定的意念，而是要寻求精巧、华美、庄严而有深度的构想。

他被误控写信给菲利普四世，其内容为警告他停止浪费，并将无能的大臣们免职。他在一间潮湿的地牢中被关了4年。获释后他的健康已经毁了，于3年后（1645年）去世。这不是一个和平的文学生涯，而是一个充满战斗的生命，墨水就是鲜血，而诗就是战争。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警告他的国家，说它也在濒死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