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1547—1616）

依据西班牙在孩子出生那天为纪念圣徒而替孩子取名的风俗，创造出堂吉诃德和桑秋·潘沙（Sancho Panza）两个人物的作者，于1547年10月9日在阿尔卡拉地方受浸而命名为塞万提斯。他——或者他父亲也是——在名字前加上萨维德拉（Saavedra）一字，这一字来自一个卡斯提家族，他的加里西亚（Galicia）祖先们在15世纪时曾和这个家族通婚。他父亲是一位医生，重听而贫困，常常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替人接骨或疗治一些轻伤。显然，年轻的塞万提斯曾陪伴他到过瓦拉多利、马德里和塞维利亚等地。这孩子的教育情形我们一无所知，虽然他出生在一座大学城中，但他似乎不曾接受大学教育。他不曾受到古典文学的磨炼和洗礼，而必须从生活中拾取关于生活的知识。

在他的受浸记录之后，我们所知有关他的第一件资料是1569年一位马德里的学校校长印行了一卷书，其中包括6首诗，由“我们可爱的学生”塞万提斯所写。那年9月，一位名叫米格尔·泽班兹（Myguel de Zerbantes）的人，因决斗而遭逮捕，被判割去其右手，之后离开西班牙，有10年之久。在12月的档案中，我们发现这位米格尔在罗马一位高级教士家中服务。1571年9月16日，同一位米格尔，或许（像卡蒙斯一样）为了逃避监牢而选择了服兵役，此时正在奥国的堂·胡安舰队中的复仇号（Marquesa）战船上，从墨西拿出发。当那支舰队在莱潘托地方遭遇土耳其人时，塞万提斯正因热症卧病舱中。但是由于他坚持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因此被派去对付船边一艘小艇中的12个敌人。他身受3处伤，两处在胸部，另一处创伤使他的左手永远残废——“右手托天之幸”，他说。他回到墨西拿的一所医院中，而由西班牙政府付给他82杜卡特。此后他又在那瓦里诺（Navarino）、突尼斯和格莱塔（Goletta）等地参加其他的战役。最后，他被允回西班牙，但在回国的航程之中，他和他的兄弟罗德里戈（Rodrigo）被巴巴里（Barbary，译按：北非地中海沿岸，埃及以外诸国之通称）海盗所执（1575年9月26日），而后在阿尔沃利亚地方被卖为奴。他从堂·胡安和其他人那里带来的信件，使俘虏他的海盗们相信米格尔是一个相当值钱的人。他们要他付出大笔赎金，虽然他的兄弟在1577年就被释放了，他却被羁5年之久。他一再尝试脱逃，结果只是使他所受的待遇更加严酷而已。戴伊（Dey）——当地的统治者——宣布：“如果他能够把那个残废的西班牙人看好，他将考虑他的资本、奴隶和船只的安全。”[1]他的母亲尽力筹措使他获释所需要的500克朗，他的姐妹们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牺牲了她们的嫁妆，最后（1580年9月19日），他终于获得自由。经过一段艰苦的行程，他再度回到马德里的故居。

一文不名而肢体残废，他发现除了再去当兵之外简直没法活下去。有迹象显示他在葡萄牙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寻求服役的机会。他爱上一位比他小18岁的女士，这位女士——卡塔利娜·德·萨拉萨尔·帕拉西奥斯（Catalina de Palacio Salazar y Vozmédiano of Esquivias）——除了名字长之外，别无长物。由于受到爱情和贫困的双重刺激，塞万提斯写了一本田园爱情故事《伽拉苔亚》（Galatea），这本书他卖了1336个瑞尔（Reale，译按：西班牙及其属地所用之小银币，1366个瑞尔约合688美元）。那位女士现在和他结婚了（1584年）。婚后，他将他一年前一段露水姻缘中所生下的一名私生女孩交给她，并且说服她当做自己的孩子抚养。卡塔利娜自己没有生孩子。她常因他的贫困而责骂他，但显然她是一直忠于他的。她活得比他久，而且，在临死时要求葬在他的墓旁。

《伽拉苔亚》一书不曾替他带来更多的钱财，书中角色们的对话——除了作诗之外——过分雄辩。虽然塞万提斯曾计划写一本续集，而且一直认为这本书是他的杰作，但是他始终不曾找到时间和刺激来完成它。有25年的时间他尝试写作剧本，他编了大约30个剧本，认为它们都是杰作，他肯定它们“都上演过，未遇到任何冷场”。但是这些剧本中并没有一本触及公众的嗜好，也不曾替作者掘到金矿的矿脉。他隐退到陆海军的一个补给单位中去（1587年），借着这个职务，他旅行了一二十个城市，将妻子留在家里。他协助补给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594年，他被指定担任格拉那达的收税员。由于账目不合，他被囚禁在塞维利亚，3个月以后获释，但被免除了政府职务。他在塞维利亚又过了几年穷困潦倒的日子，想靠笔杆子维生。然后，当他在西班牙各地浪游的时候，又在阿加马西拉（Argamasilla）地方被捕。据说，在牢房和苦难之中，他继续写作一本世界上最欢乐的书。回到马德里之后，他将《拉曼卡的堂吉诃德之传记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the Renowned Don Quixote de la Mancha）一书的手稿卖给弗朗西斯科·罗贝尔（Francisco de Robeles）。1605年被印行，现在，经过58年的艰苦奋斗，塞万提斯终于触到了成功之门。

除了批评家之外，每个人都盛赞这是一本幽默而富于哲学意味的不朽之作。菲利普三世（据一个古老的故事说）“有一天站在他马德里宫廷的阳台上，看见曼扎纳雷斯（Manzanares）河对岸有一个学生手里拿着一本书。他正在阅读，但是他不时地中断阅读而用力地敲打自己的前额，并且伴着无数乐极入狂的动作。‘那个学生，’国王说，‘如果不是神经错乱就是在读……《堂吉诃德》。’”

正如每一本杰作，在这800页的篇幅中少不了白璧之瑕。结构不太精巧——一连串插曲，大多是些不相关的故事，而全书的结构就像书中的骑士那样毫无计划，他“骑马前进，由着他的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结构中的某些线索到最后都松软无力，或者是纠缠不清，例如桑秋失去其骡子，而后又复现，但未解释其原因。生动的叙述不时陷入沉闷，文法松弛不严，用语粗俗不驯。地理学家们则断定书中的地理背景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一切何伤大雅？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愈来愈被一种亲切的引力所左右，我们会惊奇，塞万提斯在现在一切苦难之中能对理想主义和幽默作如此的融合，能将人性中这距离遥远的两极如此高明地并置一起。体裁是长篇故事所应有的体裁——不是枯燥无味的滔滔雄辩，而是一条清澈舒畅的小溪，偶然会闪现一两个隽永的语词（“他一脸福相”）。全书的故事皆显示其创造力，桑秋的格言永无竭尽，最后的一个幽默或哀愁绝不逊于第一个。塞万提斯所谓：“这个最庄严、自负、精细、厚道和幽默的历史”中所包括的，就是西班牙的人民和生活，用一种无偏的爱，并借着无数生动活泼的琐碎细节加以描述。

塞万提斯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手法，伪称他的“历史”是采自一位阿拉伯作者西德·哈米特·本恩吉利（Cid Hamet Bengeli）的手稿。序文中明白地宣布他的目的是：描述对于骑士风尚的一个讽刺……“那些曾如此奇妙地迷惑大部分人的……一大堆未加设计的有关骑士风尚的浪漫故事之衰灭……做了一个讽刺。”

乔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曾在《坎特布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中的“托帕斯爵士的押韵诗”（“The Phyme of Sir Topas”）一文中做过类似的工作。拉伯雷（Franζois Rabelais）在《巨人传》（Gargantua）一书，普尔奇（Pulci）在《莫冈特·马吉奥》（Ll Morgante Maggiore），特奥费罗·佛兰格（Teofilo Folengo）和其他“混淆体”诗人也曾讥讽过骑士，而阿里奥斯托在《奥兰多的暴怒》（Orlando Furioso）一书中曾讥嘲过书中的男女主角。塞万提斯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否决浪漫故事，有些，如阿马蒂丝·高拉（Amadis da Gaula）和他自己的加拉蒂（Galatea），他是保留下来的，他在他的故事中穿插了一些游侠的浪漫韵事。最后，历经无数的挫败和不名誉的抛弃，富有骑士精神的堂吉诃德仍然是故事中的秘密主角。

塞万提斯把自己描画成一位想象中的乡绅——豪侠而机敏——非常沉迷于图书室中的小说，所以将自己从头到脚穿上骑士的服装，携着骑士的武器，骑着他的马——罗西南特（Rozinante）——冲出去保护那些被压迫的人，纠正邪恶以及护卫圣洁和天真。他憎恨不公，梦想那金色的过去。那时没有黄金，那时“那两个不祥的字，‘你的’和‘我的’，压根儿就没有区别。在那圣洁的年代中，一切东西都是公用的……那时一切都是联合，世界上都是爱和友谊”。遵照骑士风俗的要求，他不但将他的武器，并且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一位女士——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La Dulcinea del Toboso）。他未曾见过她，但他能将她描绘成纯洁、优雅、一无瑕疵。“她的粉颈像雪花石膏，她的酥胸像云石，她的玉手像象牙。将白雪和她的玉体并列，白雪也将失去光彩。”这“云石”使他坚强，“白雪”使他温暖，于是堂吉诃德出发向全世界的邪恶作战。在这以寡敌众的战斗中，他并不感觉自己势单力薄，因为“我一个人抵得上100个”。陪伴着他进出小酒店和磨坊，跨过污秽的沟渠和冲过惊慌四窜的猪群，作者塞万提斯爱上了这位“不吉的骑士”，不仅把他写成疯人，也把他写成圣徒。历经那一切的灾祸和痛苦的挫败，堂吉诃德仍然保存着谦恭同情和慷慨的心灵。最后，这忧郁的狂人被作者改写成一位哲学家，他即使身在泥淖之中，仍仁慈地言及良知，并且原谅了那个他所不了解的世界。当作者按照预定的计划仍使堂吉诃德一败涂地时，我们开始迁怒于作者的安排，而当桑秋告诉他城里唯一的一位拉杜奇尼·德尔·多波索只是“一个粗壮的老妈子……一个高大、壮硕如男人一样的丑妇”（译按：为堂吉诃德之爱人）时，我们开始同情这位梦成幻影的骑士。骑士用一句金言回答了桑秋，他说：“美德使肉体高贵。”“每一个人，”他说，“都是自己作品的继承者。”

堂吉诃德所缺乏的就是幽默，而幽默是哲学的妻子。因此，塞万提斯给他一位健壮的小城工人及一位庄稼汉的儿子桑秋作为跟班。他替那位骑士服务，而骑士则管他吃喝，并且答应将来征服土地中的一部分由他管辖。桑秋是一个头脑简单、胃口奇佳的人，虽然常在挨饿的边缘，但直到最后一页，他一直是个胖子。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家伙，爱他的驴子就像爱自己一样，并且看重它的“甜蜜的伴随”。他不是一位典型的西班牙农人，因为他太富于幽默而缺少威严。但是，正如任何从过度狂热的神学中解脱出来的西班牙人一样，他居心善良而仁慈，聪明但文盲，忠于他的主人。他不久就断定堂吉诃德是疯了，但也变得爱他了。“我一直紧随着我的好东家，这些个月来一直和他做伴，”最后他这么说，“现在他和我已经合成一人了。”这话是对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代表着人性的两面。那骑士转过来尊敬他这位随从的智慧，认为即使不如他本人那么高贵，也和他本人一样有好的根基。桑秋用谚语来表现他的哲学，这些谚语一个接一个，几乎占了他思想的全部：“母鸡女人爱漫游，游来游去迷了途。”“女人的是不是真难分，中间容不下一根针。”“医院门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孩子天真可爱，长大了越变越坏。”塞万提斯或者使用了一本这类谚语的谚语集，他说这些谚语是“长期经验凝结成的简短语句”。桑秋辩解他的“慢板”，说是由于这些谚语阻塞了他的喉咙，必须吐出来，“先来的先请”。堂吉诃德对这滔滔不绝的谚语毫无办法，只有认了。“老实说，”他说，“你似乎没有我清醒，我宣判你‘精神错乱’。我原谅你，并且已经这么做了。”

《堂吉诃德》一书的成功使塞万提斯得到两位赞助人，一位是莱莫斯（Lemos）地方的伯爵，一位是托莱多地方的枢机主教。他们给他一笔小小的年金。现在他可以供养他的妻子、私生女、守寡的姐妹和一个侄女了。这本书印行后几个月，他和他全家突然因嫌疑参与发生在塞万提斯家门口的加丝帕·埃兹贝雷塔（Gaspar de Ezpeleta）谋杀案而被捕。谣言说加丝帕曾爱上了那个私生女，但调查证明并无其事，又全部释放了。

塞万提斯好整以暇地进行《堂吉诃德》的第二部。1613年他中断了这心爱的工作，印行了12本《小说节本》（Novelas Ejemplares）。“我曾给这些故事一个名字，叫做‘模范’，”他在序言中说，“如果你细读此书，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故事不提供一个有用的范例。”第一个故事关于一群盗贼和塞维利亚地方警察，可作为模范的和谐。另外一个故事《狗的对话》（Colloquy of the Dogs）描述该城市的礼节和道德。在《小说范本》一书的序文中，塞万提斯描画他自己：

1614年，由于《堂吉诃德》第二部的出现而使他惊奇，因为这书不是他写的，而是由一位自称阿维拉内达（Avellaneda）而身份不明的人所撰的。序文中取笑塞万提斯的受伤，而为这个可能毁坏塞万提斯本人第二部的诡计自喜。这位被打扰的作者于是匆匆地完成了续集，而在1615年付印。文化水准颇高的西班牙读者很高兴发现这个续集无论在想象、精神和幽默各方面都不逊于第一集。经过这额外的500页，兴趣一直维持到那悲哀的——如果不是痛苦的——结尾。有人认为堂吉诃德和他的随从在那位公爵宫廷中——桑秋的王朝的恶作剧以及关于他挨打屁股的痛苦故事，使第二卷成为较好的一部分。当桑秋被命为巴拉塔里亚（Barataria）地方总督时，每个人都预料他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昏庸的一位地方官。恰恰相反，他善良的心地和常识，他简单而公正的管理和改革以及他在一次抢劫案中聪明的判决，都足以使当时政府蒙羞。但是那些残酷的邪恶势力太强大了，它们不断地折磨他，终使他怀着解脱的心情挂冠而去，恢复他做堂吉诃德之随从的生活。

剩下来的是骑士同样由梦想中逃回现实。他出发去作种种新的冒险，但是遭遇到最后的失败。在那次失败中，他得胜的对手逼迫他提出保证，他将回家去过一年非骑士的平静生活。这位疲惫的战士同意了，但是他美梦的幻灭使他生命的源泉枯竭。他将他的朋友们召到床边，分送礼物，预立遗嘱，解除骑士的誓言，而让自己的精神加速崩溃。桑秋回到自己家中，满足地耕耘着田园。他入世已深，更使他感觉自己家乡的可爱。最后，他温和的现实主义显然胜过他主人丰富然而虚幻的理想主义，但也并不完全如此。那位骑士在墓碑上留下这么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完成伟大的事业，那么我就是为追求它们而死。”那位现实主义者继续活着直至死去，但那位理想主义者却从那时又开始新生。

剩下的最后一年中，塞万提斯印行了8个剧本，时间还不曾肯定他对它们的估计，但是已经给予他的《拉纽曼西亚》（La Numancia）一个崇高的地位，那是一首美丽而有力的诗剧，赞美那个西班牙城市抵抗罗马人的包围（公元前133年）。他和他笔下所描写的骑士一样，自己深信的事物遭受幻灭。他以为后世子孙们会由于他的剧本而荣耀他，他以带有不适切然而却值得原谅的嫉妒语气，谈论有着惊人成就的韦加。嘲笑了大部分的浪漫故事之后，他却在生命的最后，自己写了另外一个浪漫故事《贝雪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Pérsilesy Sigismunda）。死前4天，他将它奉献给莱莫斯的伯爵：

他死于1616年4月23日。[2]

用他特有的堂吉诃德方式，他曾预计他的《堂吉诃德》一书会卖到3000万册。世人对他天真的话发出微笑，果然买了3000万册。除了《圣经》外，没有再比这本伟大的故事有更多的各国文字译本。在西班牙，最单纯的乡下人也知道堂吉诃德，大概除了《圣经》外，他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生动、最可爱、最著名的一个角色”，比历史上成千骄傲的著名人物更真实。塞万提斯使他的故事成为生活方式的深刻描绘，这种做法，树立了现代小说的规范，也替勒萨日（Lesage）、菲尔丁（Fielding）、斯摩莱特（Smollett）和斯特恩（Sterne）等人做了开路先锋。他使这个新形式的小说揭露并启发了人类道德的全域，因而使它升入了哲学的境界。

[1]《堂吉诃德》一书中关于俘虏的故事（第1部第4册第1014章）大部分是作者的自传。

[2]看上去他和威廉·莎士比亚死于同一天。英国那时仍然使用朱利安历法，如果换成西班牙使用的格列高利历法，则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