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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开始的时代
1.4.2.3 菲利普三世(1598—1621)

菲利普三世(1598—1621)

他的继承人是另外一个典型的菲利普。看到这少年的毫无远见,他的父亲曾经悲叹道:“上帝赋予我如此众多的王国,却不赐给我一个足以治理它们的儿子。”菲利普三世现在已经20岁,甚至比他的父亲还要虔诚,因此人们私下闲谈,怀疑他是否曾经犯过最小的罪。菲利普三世胆怯而柔顺,统御方面十分无能,他将政府的权力和财产整个交给莱玛(Lerma)公爵弗朗西斯科·戈梅斯·圣多瓦利·罗贾斯(Francisco Gómez de Sandovaly Rojas)。

这位大公真是一位善心人,因为他几乎将他所有的亲戚都安插在肥缺上。他也不曾忽略自己。在他担任宰相的20年中,他中饱了如此庞大的一笔财产,一般人愤怒地估计那是一个不可能的数目——4400万杜卡特。他在财政上省下足够的钱,两次装备舰队进攻英国(1599年、1601年),都被无情的风吹打得粉碎。莱玛赞成詹姆士一世的和平建议,经过19年的战争,西班牙和英国于1604年签订了《伦敦和约》(The Peace of London)。荷兰境内的战争仍然继续着,这战争使从西班牙境内流出的黄金,较从美洲流进来的为快。莱玛发现,要从一个财力枯竭的国家岁入中,来满足他那些碍手碍脚的将军以及自己口袋的需要,是他力所不及的。他了解拒绝联合省份独立的进一步努力是徒劳的,因此他在1609年和他们签订了12年的休战条约。

但是他的下一步举动和战争同样浪费。他是瓦伦西亚人,该地住有3万个摩尔人家庭,他真够爱国,以致憎恨这些农夫和工人,因为他们的勤劳和节约,使他们在那些骄傲无能而贫乏的基教徒中显得繁荣而富有。他知道这些改宗基督教的摩尔人,由于愤恨受到菲利普二世的迫害,因此和非洲及土耳其等地的回教徒以及那位想适时在西班牙境内掀起叛乱的法王亨利四世,都维持着秘密的联系。摩尔人滴酒不沾,也很少吃肉,被认为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在这情形下,就将这类商品的赋税负担几乎整个加在西班牙的基督徒身上。塞万提斯表示过恐惧,他怕这些摩尔人——他们极少独身——的出生率高过“老的基督徒”,不久将会支配西班牙。瓦伦西亚大主教胡安·里贝拉(Juan de Ribera)向菲利普三世提出备忘录(1602年),怂恿他将7岁以上的摩尔人驱逐出境。降临到西班牙的一切灾难,包括无敌舰队的被风摧毁,都是(他如此解释)由于上帝对窝藏异教徒的惩罚;这些伪装的基督徒应该被放逐,或送到大木船上去划船,或者送到美洲的矿穴中去做奴隶。[1]由于教皇的警告,而且不顾经摩尔人佃户那里得到利益的地主们的抗议,莱玛于1609年发布了一项布告——除了某些例外——所有瓦伦西亚境内的摩尔人要在3天之内登上为他们准备的船只,被送到非洲去,他们只能携带背得起的东西。117年以前驱逐犹太人的景象现在又重现了。那些绝望的家庭被迫在极大的损失下出卖他们的财产。他们悲惨万状地向港口前进,在途中或上船之后,很多人被抢劫,有些被谋杀。抵达非洲之后,他们很高兴接触到回教的土地,但是2/3的人被饿死或者被当做基督徒杀掉。1609年的冬天,10次类似的放逐肃清了其他地区的摩尔人,总共有40万个西班牙最会生产的住民财产被没收,人被放逐了。在西班牙人的眼中,这是那个朝代最光荣的成就,头脑简单的西班牙人盼望着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降临,因为上帝已因西班牙摆脱异教徒而高兴。没收摩尔人财产的结果,使西班牙宫廷大喜。莱玛收入私囊的有25万杜卡特,他的儿子10万,他的女儿和女婿15万。

到了1618年,莱玛的贪婪和轻率,国王和宫廷的挥霍浪费,官吏的贪污以及由于驱逐摩尔人造成经济上的瓦解,已经使西班牙退到连这位无能的国王也看得出需要改变了。在一个匆促的决定中,他撤免莱玛公爵(1618年),却将宰相的位子交给莱玛的儿子乌切达(Uceda)大公。莱玛庄严地退休了,接受了一顶枢机主教的帽子,在虔诚和富有之中又活了7年。1621年,卡斯提地方议会警告国王,他的王国正因为“过度地负担赋税和关税,而面临全面毁灭的命运”,该会恳求他节约开销。他同意了,然后在一个装备和供养极其奢侈的王室巡行队伍的前呼后拥之下离去。同一年他去世了,留给他的儿子一个庞大而虚弱的疆域,一个腐化而无能的政府,一国贫穷、顽固和盗窃的人民,一群骄傲到不屑于缴纳赋税的贵族以及一个僵化人们思想、破坏人们意志并将人们的迷信变为金窖的教会。


[1]里贝拉于1960年被封为圣徒。